不恰当的激励会损害科学研究

　　记者 赵博

　　"以《自然》、《科学》、《细胞》为代表的顶级科学期刊，选稿浮华，用不恰当的激励损害科学研究。它们误导年轻科学家，让他们深信成功的唯一标准就是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去年12月9日，2013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兰迪·谢克曼在英国《卫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抨击《自然》等顶级学术期刊犹如"限量版奢侈品"，严重歪曲了科学研究的进程，已沦为必须破除的"苛政"和"暴行"。他还表示，自己的实验室将不再向这些"奢侈品期刊"投稿。该文发表后，在学界引起轩然大波。有人力挺其观点和立场，但也有人质疑，谢克曼成名前曾在这些期刊上多次发文，而获奖后却进行"炮轰"，颇有"过河拆桥"意味。

　　几经辗转，谢克曼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他坦言，之所以要抵制三大期刊，主要源于其对于发表文章篇数、篇幅都有严格限制，且旷日持久，给年轻学者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压力。而一旦这些期刊成为衡量科研水平的唯一标准，将导致学者的价值体系错位：不再将学术工作视作思想结晶，而仅仅是一种"商品"。此外，这些期刊编辑脱离一线多年，难以真正遴选出高质量的论文。面对外界质疑，谢克曼解释道：自己不过是站在一个老科学家的角度，凭一己之力，帮助那些科学界的年轻学者，不让他们沦为这个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不能忘却科学研究与论文发表的本义

　　文汇报：您在《卫报》发表的文章中曾经说过，《自然》、《科学》和《细胞》用“不恰当的激励方式”来损害科学研究进程，能否具体谈谈其不恰当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谢克曼：首先，这些刊物对于文章发表的篇数、篇幅都有严格的限制，即便非常优秀的学者，由于这种种限制，也很难在这些期刊上发表他们的重要著作。

　　据我所知，在投给《科学》的所有稿件中，大约只有一半左右能够最终发表，《自然》的比例稍微高一些。这些刊物的编辑会不断地找你交流、退稿、修改，来来回回，旷日持久，有时甚至长达好几年。在我看来，这给很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们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压力，更何况这些压力也未必真实，有时甚至错漏百出。

　　我想给你举一个最近发生的例子，两个月前，《自然》刚刚刊登了两篇研讨会的论文，其作者是一名在两家国际知名实验室工作的日本女科学家。她在论文中声称，在低PH值的环境下，已分化的体细胞会转化为多能干细胞。这种新的重编程方法不需任何复杂技术或转录因子，显然是科学史上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很快，这位女科学家声名鹊起。但很快人们就发现，这项实验不可重复，刊登在《自然》上的实验图片也存在疑问，有人就建议《自然》将存在疑问的文章撤下，但最终不了了之。这种事情并非独一无二，而是经常发生。这无疑是对那些刊物坚持的所谓篇数、篇幅限制的一个讽刺。他们把自己看作是限量版的奢侈品，却忘了科学研究与论文发表的本义所在。就我看来，很多年轻学者之所以急于将一些不够成熟的论文提交出来，主要是受到这三大期刊的表面上那种“奢侈品”形象的诱惑，而这些期刊限制发文的篇数和篇幅的种种形式上的门槛，又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因为如果不能迅速将这些文章发表出来，他们的科研生涯或许就此终结。

　　就中国这方面的情况而言，据我所知，很多研究机构似乎将这三大期刊视作唯一标准：如果你不能在这些期刊上发表论文，他们就不会录用你，或者不给你经费资助。据说，一家中国顶级的科研机构甚至直接明码标价，在三大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他们将给予2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在这种激励和刺激政策下，学者们的价值体系发生了错位：他们不再将学术工作视作思想结晶，而仅仅是一种“商品”。因此，在顶尖杂志上，不乏中国学者想通过付钱的方式，把自己的名字加在别人的论文上。

　　从某种角度看，期刊也应该受到指责，因为正是期刊把自己塑造成现在这个“奢侈品”的形象，甚至只要你交钱，我就能印刷。换言之，用钱就能买来版面。其实，对很多国际科学期刊而言，已经很少有人阅读它们的纸质版，更多的人选择网上阅读。因此，我认为没有理由限制期刊发文的篇数和篇幅，没有必要搞这种形式主义。因为现在已经不需要借助纸质媒体传播，所有内容都可以上网。

　　另外，眼下学界流行用影响因子来衡量期刊优劣。这将极大地误导年轻学者，让他们更倾向于将论文投给那些所谓影响力大的刊物，而非那些最适合发表的地方。

　　综合这两大因素，我决定借自己获得诺贝尔奖契机，对这三大期刊提出质疑和批判，并希望能对学界有所启示。

　　文汇报：有观点质疑，您已获得了诺贝尔奖，因此可以公开“抵制”三大核心期刊。而对于大多数青年科学家而言，他们仍需要借助这类期刊来增加其学术观点的传播力，您怎样看待上述观点？

　　谢克曼：事实上，我已经被上述问题困扰多年。如果我没有获得诺贝尔奖，那么我人微言轻，也没人肯听我的。

　　当我还是一名科学刊物编辑时，我们的刊物拒绝一切广告。在选取文章时，我只考虑论文质量，从来不考虑文章的篇数和篇幅，更不会去理睬什么影响因子。我曾这样身体力行多年，但一直没人理解。直到我获得了诺贝尔奖。是的，我现在拥有极高的科学声誉，几乎已经站到了自己所在领域的最高点。我也承认，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也曾向这三大期刊投稿。所以，很多人骂我是“伪君子”、“变色龙”，我能理解他们的批评。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不能纠缠于个人感情，而是必须对这种状况叫停！我们不能再让青年科学家沦为可怜的受害者，用他们的青春和血汗去饲养一头无法驾驭的“科学猛兽”。在功成名就的科学家中，必须有人站出来大喝一声：停止吧，一切都够了！必须有人站出来，打破这个不合理的科研评价制度，让年轻学者不再像其长辈那样沦为这种制度的“受害者”。

　　最关键的是，我已经不需要借助这些期刊来抬高自己的学术声誉，我可以更自由地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借助我的学术影响和声誉，帮助那些青年学者以更合理、公正的方式，获得本应属于他们的工作。这也并非我一个人的事业，很多位学界泰斗都应该投身其中。我们还要告诉世界，这些披着华丽外衣的科学专业期刊，并没有以合适形式来选取论文。尽管这些期刊编辑被称作专业人士，被视作在科研领域中学有所长的前辈，但我却质疑他们的判断能力，因为他们中大部分人已经很长时间脱离科研一线，有的20多年没有从事科学研究；有的10多年没有进过实验室。依靠这样的“专业人士”来选文章，我认为是极为谬误的。

　　我想再次重申，我所做的，只不过是站在一个老科学家的角度，希望凭一己之力，帮助那些科学界年轻学者，因为他们才是这个制度和体系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