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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的五大关系

2014-08-29 09:20 来源:学习与探索  我有话说
2014-08-29 09:20:54来源:学习与探索作者:责任编辑:蒋正翔

  二、普适法治与具体法治的关系

  2014年春天,有一个从挪威奥斯陆大学归国的法学同行问我:你承认自由、民主、人权的普适性吗?我说我当然承认。自由、民主、人权,抽象地说,它们都是好东西。这些东西都像善良、德性、友谊等好东西一样,是人人都需要的。但是,自由是什么呢?让小孩子在街头便溺是自由吗?把私家车停在城市道路的两侧是自由吗?在小区广场上放着喇叭跳健身舞是人权吗?对今日泰国的民主又该如何评估呢?问题就在这里。抽象地说,自由、民主、人权都是积极的。但是,只要一落到实处,问题就出来了。“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这句话是18世纪法国政治家罗兰夫人于1793年临刑之前留下的名言。这句充满悖论的名言指出了在自由的理想与自由的实践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法治也是这样。有没有普适性的法治?当然是有的。法律规则的治理就是一种普适性的法治。有法律,并按照法律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政府,就是法治的普适形态。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指出,作为法治之依据的法律应当是普遍的、公开的、明确的、稳定的。这些要求都具有普适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存在普适法治,应当确认、接受这样的普适法治。

  但是,我们用这种普适法治提供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现实生活就会很麻烦。譬如,已经被废弃的劳动教养条例,按照这部出自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进行劳动教养,从形式上看,完全符合“法律之治”的要求,而且这部行政法规也是普遍的、公开的、明确的,在50多年的时间里也是稳定的。按照普适法治的要求,劳动教养条例及其实践没有任何问题。然而,时至今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普遍都认为这部行政法规不能继续适用,应当予以终止。再放眼看看当代中国成千上万部法律、法规、规章,哪一部法律、法规、规章与普适法治的要求构成了明显的冲突呢?几乎没有。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处于这些法律、法规、规章的治理之下。但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认为我们的法治水平并不高、甚至较低?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普适的法治标准跟自由、人权一样,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一个“大词”。这个“大词”是有意义的,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对法治的认知仅仅止步于这样一个“大词”,其实是无济于事的。谁都知道法治很好,应当实行法治,但怎么实行呢?这就是具体的法治。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应当着眼于具体法治建设,法治中国建设应当着眼于具体法治的研究。

  所谓具体法治及其建设就是通过具体问题的解决来推动法治建设。一切应从时间、地点、条件出发来讨论法治,语境化地讨论具体的法治。譬如,法院管理体制的改革、劳动教养制度的废存、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去留等,就属于具体法治问题。公众普遍关心的房价太高、就医太难之类的问题,如果从法律、法治的角度来观察,就是现实性极强的具体法治问题。从实践的层面来看,法治建设只能针对具体问题,建设具体法治不是去建设一个抽象的法治,亦不可能建设一个普适的法治。

  从理论上看,普适法治与具体法治的关系就相当于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甚至是传统中国所谓的天理与王法的关系。应当追求普适法治,它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样,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普适法治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样,只能为我们勾画出一个大致的方向。普适法治就像一面旗帜一样,必须把它悬挂在那里,但革命的成功不能仅仅依靠那一面旗帜。作为一个“大词”的普适法治也是这样。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总体方向,但同时也要清楚:实践中的法治只能是具体法治,只能是以有效解决具体问题为追求的具体法治,只能是把事情办好、办妥、办成的具体法治。这样的具体法治才是法治研究应当聚焦的对象。

  对于当下的法治研究来说,不必在普适法治的概念与理念上过多地纠缠。应当把研究的重心放置于具体的法治问题上,套用胡适所说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名言[3],我们也可以说,少谈些普适法治,多研究、解决些具体法治。在实践中,严格地说只有具体的法治,而没有普适的法治。

  经典作家马克思出身于法律专业,在他的众多著述中讨论了大量的法律、法治问题。但是,马克思几乎没有专门论述过法治的概念,尤其没有对普适的法治进行讨论。马克思对法治问题的论述都是具体的法治问题。譬如,关于书报检查制度的讨论、关于普鲁士林木盗窃法的讨论,还有恩格斯关于英国宪法的讨论等等[4]。应当学习经典作家关于具体法治的研究路径,更好地推进当代中国的具体法治建设。

[责任编辑:蒋正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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