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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以法治国与中华文明的自我突破

2014-12-22 13:51 来源:天津日报  我有话说
2014-12-22 13:51:32来源:天津日报作者:责任编辑:蒋正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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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嘉宾档案

  任剑涛,男,四川苍溪人。1996年获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1998—1999年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曾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院长。2009年9月起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政治学、行政管理学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学者,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曾获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华夏英才基金、霍英东教育基金教师奖。近著有:《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复调儒学——从古典解释到现代性探究》、《拜谒诸神:西方政治理论与方法寻踪》、主编《重思胡适》等。

  随着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依法治国的主题,人们聚焦性地思考一系列关乎中国改革开放走势的重大问题。诚然,确定依法治国的主题,大大开拓了人们观察中国今后发展态势的视野。这不仅有利于人们看清楚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大趋势,也有利于人们了解清楚,这将对中国文明的既定结构形态带来决定性的重塑作用。一个长期浸润在德治(人治、礼治)文明社会氛围中的中国社会,必须走上法治文明的发展轨道。如此,才足以真正奠立国家治理的现代体系,保障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这是中华文明的一次历史性突破,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为壮观和惊心动魄的重大变迁。

  一 以法治国与中国的文明形态抉择

  分析中国确定以法治国大政方针内涵的意义,可以从两个角度着手。一个角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处境与既定出路,另一个角度是从中国文明形态的变迁这一大历史视角。

  从前一个角度看,落定以法治国的国策,三个重要的宣告就此作出:

  一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不再限定在经济领域中,而进入法政领域的深层次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长期限定在经济领域,围绕GDP增长的需要,不断地对GDP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的诸观念和制度因素进行微调。但这种微调的选项,日益接近短缺状态,左支右绌。人们常常以为,这样的手段短缺,是由于经济领域改革的勇气不足导致的。因此,人们习惯于在经济领域中以鼓劲儿的方式,尝试推动改革。其实,这哪是经济体制改革勇气的问题,而是法政体制严格限定了改革施展空间所必然引发的改革开放颓势。尤其是人们习惯于以政治家的勇气来推行改革开放的定势,让人们完全无法跳出政治家勇气的思维模式,来思考中国改革在纵深地带有效施展的大问题。人们有必要严肃地思考一个问题,在现代世界历史上,有哪个国家是在不讲法治,仅凭政治家意志就实现了现代化建国目标的?循此一问,人们就可以明白从GDP增长导向的改革,走向法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二是中国的法政体制改革,不再是小修小补的改良,而是在治国理政机制上的全方位革命。在改革开放中,中国不是没有相应的法政体制在支撑改革。只不过,与中国疾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相伴随的,是一个在革命时代定型的法政体制。这一体制,也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过种种技术性的改良,俾使它不至于拖累市场经济的发展。但从总体上讲,由于人治体制的局限、不依法办事的潜规则约束、谨行法定规则的严重不足,市场经济明显受制于官僚意志、人情逻辑和随意裁量。很显然,不建立起现代的法政体制,就不足以持续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不足以有效推动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转变。这是法政体制全方位改革最直接的动力,是中国走向法治的现实需要。一个完全依法办事的体制,肯定是最有效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强大支撑力量。

  三是中国的法政体制改革,已然明确落定在现代法治文明的平台上,不再在人治与法治之间踌躇徘徊。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是在人治与法治之间寻找最有利于推进改革的体制资源。这是一种中国历史的悠久积淀与现实变革所注定的妥协状态。但是,当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的时候,就必须断然切割人治传统与法治抉择之间若隐若现、剪不断理还乱的瓜葛。现代法治的根本精神,就是法律主治。这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承诺一个基本的治国原则,那就是任何个人与组织,都在法律之下活动。一旦任何个人与组织逾越到法律之上,假法律之名对国家进行统治,那都是与现代法治背道而驰的传统人治或专制。

  从后一个角度看,以法治国主题的确立,涉及中国古典德治文明形态的现代转变问题。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所谓“文明”史,也就是中华民族在人文精神上出现了人的自觉,在经济上发现了稳定维持人类生活需要的物质生产方式,在政治上凸显了依照规则治理国家的模式。文明这一词汇用以表明,人类脱离了动物式的相处方式,超越了丛林规则作用机制的野蛮状态,步入了以人为约定性的规则治理国家的境地。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大致落定了古典国家的治理形态。这一文明形态,是一种以人的道德觉醒为标志,建立起以稳定为追求的皇权专制制度与行政官僚治理体系相结合的大一统制度,以国家统治权维持精英社会秩序,以自然秩序的自发作用维护乡村秩序的精巧结构。这是中国古人社会政治智慧的表现。它是中华文明得以长期绵延的重要支柱。在人的道德觉醒中,儒家的仁学,对中华民族凸显人的尊严、走上人治文明,具有重要的精神导向作用。而儒道互补的精神建构,则塑造了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在制度文明上,儒法互补结构,使中国既重视法律、官僚体制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又重视德性、人的自我节制在权力作用过程中的意义,发挥了打造有效制度体系的效果。

  但不能不承认的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受到了空前的挑战。而且,这一挑战在既定的文明体系自身中,已经难以寻找到应对挑战的丰厚资源。

  近代以来中国古典文明所处的尴尬状态,不只是现代文明的侵略性所导致的结局,也是中国古典文明逐渐耗竭自身动力的结果。出现这样的态势,关键的问题就是,古典文明遭遇到现代文明,都得应对一个古今之变的难题。这是全球共同面临的处境。差异只是,西方国家先行一步,早于世界其他地区而成功应对了古今之变的挑战,建立起了具有示范性的现代国家结构与运行机制。

  中国也不得不经受古典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的剧烈震荡。伟大的中华民族承受了不知多少的苦难,终于应接了现代市场经济这一为国人颇为陌生的经济形式。众所周知,中华民族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小农经济、伪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中华民族充分展现了自己应接现代经济文明形式的才能与智慧。但市场经济绝对不可能与古典观念、传统政制和谐相处。这不是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的问题,而是现代文明的整体机制与古典文明的整体机制的冲突结构所注定的事情。中外睿智之士一直在构想传统与现代顺接的种种方案,但那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文化虚构而已。人类社会突破家庭基本建构以来,就处在一个应对陌生人社会的人为规则建构的紧张状态中。因此,如何超越熟人社会、血缘亲情基础上的古典社会建制,也就成为普遍的现代难题。这不是唯一针对中国凸显的难题,而是针对所有以大规模社会崛起的政治实体的。

  中华民族在经济文明形态成功地转变之后,要应对更为艰难的政治文明形态转变挑战。如何在破除血缘性、反规则的古代政治习性的基础上,走向现代的法治文明,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创制现代文明至关重要的主题。恰当此时,中国明确了以法治国的国家治理基调,显示出中华民族在社会政治文明上与时并进的决断能力。

[责任编辑:蒋正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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