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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鹏

来源:光明网-理论频道2015-04-29 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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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在近代史所经历的“四清”与“文革”

  1964年8月,我从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那个时候,还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那年,我刚满25岁,正是青春焕发的年龄。能进入首都北京,能走进最高科学殿堂,心情无比激动。但是,在最高科学殿堂里,真正从事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却是在13年以后,即在1978年以后,1979年,我就满40岁了,刚刚评上了助理研究员。那一年,我的头上已初现华发。

  我到所里报到后两三天,所里派我和郭永才到西颐宾馆(今友谊宾馆)报到,那里正在举办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要我们去做会议服务工作。同时到西颐宾馆报到的还有历史研究所傅崇兰和亚非研究所刘仲华。在那里服务10天左右,回到所里,就准备参加“四清”。

  “四清”是俗称,正式称呼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在1963年秋季,在武汉大学念书时,就在武昌县茅店公社红旗大队院子吴村第六小组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农村劳动锻炼一个月,对农村“四清”有了最初的体验。去甘肃“四清”,是中央统一部署的。学部近代史所与拉美所一起,去甘肃河西走廊的张掖。我从科学讨论会回来后便准备“四清”,开始学文件,学了一个月,学“前十条”,“后十条”,学刘少奇讲话,学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学了一个月的文件,就到甘肃“四清”。

  我记得,临行前,范老在大会议室举办全所宴会,为参加张掖“四清”的同志们壮行,他还特别把张闻天同志的夫人刘英同志介绍给大家。1959年反右倾以后,张闻天被安排在学部经济所,刘英被安排在近代史所。去甘肃前,所内团支部改选,原书记仍旧,增加了一名副书记张友坤(所党支部青年委员),增加我为支部委员。接着全所大会,刘大年副所长总结了一个月的学习,张崇山副所长作了临别赠言,我代表团支部念了决心书。10月30日抵达张掖县城,住进张掖饭店。此后开始一周学习,主要是了解张掖地区情况,学习西北局、甘肃省委关于“四清”文件,传达甘肃省委“四清”工作团对工作队员的纪律要求等。

  在张掖地委参加四清工作培训班后,分配到张掖县乌江公社贾家寨大队二队(包括任家庄、周家庄、褚家庄),开始住在任家庄一户农民家里,后来住进周庄一个周姓农民家里。我们那时大学刚毕业,还不能做正式工作队员,在工作队内部称为临时工作队员。

  我们所在的乌江公社工作组的组长是甘肃永靖县的县委书记,刘大年是副组长。贾家寨大队工作组的副组长是蔡美彪。

  我们在张掖生活了八个月。我们的工作,按照“桃园经验”是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揭发生产队干部的“四不清”问题,逐一落实。经过一段时间调查,我们发现当地情况,不像“桃园经验”所说的那么严重,生产队干部“四不清”也就是稍微多吃几斤粮,有些男女关系。“访贫问苦”一个月左右,没有发现十分严重的问题。“四清”工作本身并不重。1965年1月,中央有新的文件叫“二十三条”发下来,学习后觉得很高兴。现在对“二十三条”批判很多,但当时我们学了“二十三条”后很高兴。“二十三条”提出了“党内走资派”,这个概念一出来,我们觉得生产队、生产大队没有党内走资派,所有干部一律解放。1965年5月,我们结束“四清”工作,离开村子时,当地干部群众都来欢送我们,似乎有点难舍难分。因而我的实际感受是,“二十三条”是纠正了“桃园经验”的一些偏差。但因为“二十三条”提了“党内走资派”,与后来“文革”中的“党内走资派”联系起来,批判就多了。

  当时国家规定,大学毕业后应在农村劳动锻炼一年。我们在张掖八个月,还不到一年,学部领导觉得张掖太苦,要给我们换一个地方,完成劳动锻炼。1965年6月中旬,1964年进所的大学生就转到山东黄县(今龙口市),住进于口大队上孟、下孟家、于口几个生产队里。这个生产队在山区,没有平地,主要在山上经营果树,主产梨。我们在山上同农民劳动了七个月。我在这个过程中,更多地认识了中国的农村。1948年淮海战役,黄县各村里的农民,男子人人都推着小车支援前线,为淮海战役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后来陈毅元帅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我们在黄县农村有了比较切身的感受。

  1965年11月,我们在黄县县城作劳动锻炼总结时,就看到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回到北京以后,黎澍同志找我谈话让我写批判吴晗的文章。那个时候批判吴晗,从黎澍的心里来讲,也是一种学术批判。他给我布置一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花了一个月,写好了给他看,他对我的文章可能不满意,对我说还是去读书吧,多读点书。实际上,那时对吴晗的批判已转向政治批判,学术批判做不下去了。黎澍主编的《历史研究》受到的压力非常大,他也很着急。

  此后,近代史所组织第二批“四清”工作,祁式潜带队,地点是江西。刘大年参加过,黎澍没有参加。所里没有让我去,黎澍同志安排我到西郊组,住在西颐宾馆(今友谊宾馆)的中馆。西郊组是黎澍同志领导的,1963年建立,对外名称叫“中国近代史讨论会”。西郊组的活动对外是保密的。这个组的任务,是为外交部的中苏谈判准备中俄边界问题资料。

  在这期间除了批判吴晗,还批判“三家村”、“青春漫语”。“青春漫语”是在《北京晚报》开辟的一个杂文专栏,执笔者是学部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杨述。那时候,各大报纸大张旗鼓批判“三家村”,学部则在组织批判“青春漫语”。批判的材料都印出来发给我们,各所都开批判会。1966年5月下旬,学部大院贴满了大字报,大多是《哲学研究》编辑部署名的,矛头直指杨述及其《青春漫语》。《新建设》编辑部在近代史所张贴大字报,揭发副所长黎澍。5月30日,近代史所召开全所(部分人员在江西“四清”在外)大会,批判《青春漫语》。我被安排为第一个发言。发言稿是与刘存宽、韩信夫、张友坤商量后,由我和韩信夫共同起草的。接着,西郊组党分支部决定大家可以写大字报,参加文化大革命。于是一批批判黎澍的干部路线的大字报贴了出来。

  学部通知1966年6月4日要在首都剧场召开全学部大会,批判《青春漫语》。近代史所挑选了我和沈庆生到学部大会上发言。正好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夺回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一清早就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篇社论。那时《人民日报》的社论就相当于中央的最高指示,社论点了近代史所的名,就等于被中央点名。第二天我就要代表近代史所在学部大会上发言,我就想,前一天有社论,我第二天代表近代史所发言,我应不应该回应一下社论。我就在发言稿的最后加写了几句话。当时我把这个发言稿给余绳武同志看,他是我们西郊组的负责人。我问他最后加的这几句话合适不合适,他没有反对,说可以。随后我知道西郊组内有不同意见。后来我还是讲了,因为余绳武是组里的负责人,他同意了。6月4日,学部批判杨述大会在首都剧场举行。学部分党组成员(包括潘梓年、关山复、刘导生等以及刘大年等领导同志)坐在主席台上。按照大会安排,我是第四个发言。我在批判了杨述《青春漫语》后,在结语里结合6?3社论对刘大年提出了质询,我说,我们一定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彻底打倒盘踞史学界的资产阶级的“东霸天”、“西霸天”,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台下的一些人高呼刘大年下台。哲学所、《哲学研究》、《新建设》等单位的一些同志认为学部党委特别是关山复包庇杨述,把矛头对准学部党委,刘亚克等人上台争夺麦克风。我想,这次大会应该是我们学部文革的正式开始。从这以后,所里的文革也就开始了。其实呢,我发言后就回西郊组了。

  那个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对党中央毛主席,有无限崇敬的心情。到了近代史所以后,我在当时被认为比较活跃、比较被人看重的人。加上黎澍同志的接见,在新进所的人中间形成了这么一个认识。我在大学期间要求入党,写过多次申请书。当时中组部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的方针是谨慎发展。我虽然积极要求入党,学习是最拔尖的学生之一,一直担任班干部。当时三个班将近一百人,年级里有由调干生党员组成的党支部。五年级时,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让克服骄傲自满,说在大学没能入党,但会把档案转到工作单位,让我不要泄气。后来到所里,我每次都要检查骄傲自满。进所后,所里对我很重视。不久,组织团支部,我是团支部委员。从乡下回来以后,我就到了西颐宾馆,参加了中国近代史讨论会(西郊组)。

  近代史所的造反和别的单位的造反可能不完全一样,主要是因为我们是根据《人民日报》的社论起来造反的。1966年的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标志着文化革命的开始,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北大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个人的大字报。我们现在讲文革史,通常讲1966年5月16日中央发了通知,但是这个通知,当时报上没有公布过,我们不知道,一般人知道的就是6月1日《人民日报》的社论。6月3日《人民日报》又发了一篇社论,题为《夺回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同日,人民日报还配发了史绍宾的长篇文章,点了《历史研究》和近代史所的名,指出这些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是史学界的“东霸天”、“西霸天”,他们像奸商一样垄断史料,包庇吴晗。社论批评的矛头直接针对近代史所。

  接着中央就向学部派了工作组,工作组的组长是张际春,当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很庞大的一个工作组。也给近代史所派了工作组,组长是中央组织部的办公厅主任王瑞琪。副组长是中央联络部调查处的处长(相当于今日的局长)时代。所里当时有一个党支部(其作用相当于后来的机关党委),支部书记是连燎原,他是转业军人。他通知在6月15日开会,布置在所内开展文化大革命。那时我在西郊组,脱离了所里,也没有电话联系,不知道其实质所在是要酝酿什么。后来知道所里有一帮年轻人,他们实际上就在底下酝酿,要搞一番名堂。6月15日,近代史所党支部召开全所大会布置所内开展文化大革命。上午部分党支委、团支委和部分青年党员商讨今天大会召开问题,主要是由谁来主持大会。工作组组长王瑞琪、副组长时代等已经到所。大家要求工作组主持会议,工作组表示刚到所,不了解情况,不能主持会议。后来经过大家讨论,七嘴八舌,决定民主选举大会主席团。在讨论中多数人反对连燎原选入主席团。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张德信、郭永才、余绳武、蒋大椿和我组成主席团,主席团推举我为大会主席。我就主持了6月15日的全所大会。我们根据《人民日报》的社论讲了一些看法,大家鼓掌通过,这就算本所文化革命开始了。这次是全所会议第一次公开批判刘大年、黎澍。这就是近代史所的所谓夺权大会。参加会议的除了工作组外,还有学部其他各所人员。

  随后,根据中央文件精神,所里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一个“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开始是四人,后来增加到七人,组长是张德信,他是党员,他还被推选为学部文革小组成员。我、蒋大椿是副组长,还有尹仕德。我管常务。在工作组支持下成立的这个机构就是一个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机构。这以后就开始批判走资派,当时称为“三反分子”。“三反”的全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有时也简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里当时主要是按照中央,按照《人民日报》的社论来抓走资派,我们就确定刘大年、黎澍是“走资派”、“三反分子”。李新当时在所里没有行政职务,也没有党内职务,所以他不是主要斗争对象。从1966年6月下旬以后,一段时间里多次召开批判刘大年与黎澍的会,好多次是由我主持的。6月15日那个会以后,刘大年同志回到家里,跟家里人说:“哎呀,我们这些人在近代史所工作这么多年,我们都是官僚主义,近代史所有一批年轻人,很能干呀,很有本事啊,所里党支部布置的这些东西,他们一下子就把我们打得稀里哗啦。他说姓张的这个人还不错。”今天说到这里,的确很感慨,因为,他没有因为我们把他批了而对我们仇恨,反而觉得这些人还不错。尽管后来我们经常开大会批判他们,要他们低头认罪,但是刘大年后来始终对我没有这种仇恨的心理。

  7月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到所里来,与部分人谈话,揭发黎澍、刘大年、丁守和。7月下旬,张德信和我还到学部文革小组和工作组汇报工作,张际春、林聿时、王瑞琪、吴传启、刘亚克等对所里“文革”有过不少“指示”,特别是林聿时、吴传启对近代史所如何揭发、斗争黎澍、刘大年出了一些“主意”。8月以后,由于在批判工作组问题上产生分歧,学部逐渐产生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中宣部部长陶铸在人民大会堂的大会上宣布撤销学部工作组,撤销学部文革领导小组,让群众自己起来闹革命。学部从此分成两大派。我们近代史所内尽管也有不同意见,但在组织上没有分成派别,近代史所也组织了红卫兵,参加了学部红卫兵联队,称作红卫兵联队近代史所支队,我是支队长。

  “文革”初期,我在所里处理的一个案件,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经历。“四清”回来后,所里适应社会需要成立了“情报组”(主要从事国外学术信息的翻译工作),革命资历很老的祁式潜为组长。“文革”起来后,我成为文革小组负责人。祁式潜仍是组长,当时他是支持“文革小组”的,是支持群众造反的。1966年7月底8月初,社会上传言抓叛徒。8月,我们在所里组织批判工作组。所里有人认为,工作组是支持所“文革小组”的,对“文革小组”有非议,据说祁式潜在其列。8月3日,有人在所里贴大字报,题目是《我们怕什么?》,文中有这样的话:我们不是走资派,我们不是叛徒,我们怕什么(大意)?这样的话,有影射祁式潜的含意,接着有十几张大字报跟进。8月4日下午,我还召开了各组组长会议,祁参加一半,早早走了。傍晚时西城公安局打来电话,说你们所祁式潜自杀,我和几位同志赶紧赶到西城区公安局,我们当时很紧张。公安局同志说不要紧张,这几天老有自杀的。我要求去看尸体,公安局不让,说人来到医院时还有一口气,现在断气了,只让我在死亡证明单上签了字。隔天,我接受姜克夫建议,请李宗一将大字报照相了。后来我又去找学部潘梓年汇报。潘当时是学部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他也说不要紧张,要整理一个材料,往上送。我这才有机会把祁的人事档案调出来,看了他的档案。祁的人事档案很厚,我看了一遍,现在还有点印象。

  祁的妻子叫居瀛棣,她是国民党元老居正的女儿。祁本人1937年加入中共,资格很老,受党的派遣,在江苏、安徽一带活动,任路东区党委委员,又担任某中心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大队长,党内职位很高。路东区党委书记是谭震林。1940年左右,刘少奇在这一带视察工作,听取工作汇报后,刘少奇顺便问起汇报人是哪一年入党,祁见另一人汇报说是一二九运动中入党,怕自己入党晚了脸上不好看,便谎称自己是一二九时期入党的。1940年延安整风,华中局党校也在盐城开办,华中局通知祁去盐城上党校。他看过中央的有关文件,说是敌特打进了我党的高级领导机关,他一下紧张了,以为自己出了问题,以为他对刘少奇撒谎,刘已记住并查了。他心里焦急,做了十分错误的决定。正好此时他夫人怀孕,他将夫人送到上海待产,此时上海是在汪伪统治下。上海公安局长叫张鸣,也是居正女婿,他接待了祁的妻子。不久后,祁带着勤务员和一部分钱,以到上海采购武器名义跑到上海,以后没有回来。当时中共华中局发了通报,开除祁的党籍。张鸣将祁夫妇送到重庆居正那里。居正知道祁是共产党,把他安排在重庆中央银行当专员。拿干薪,不做事。他毕竟出身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腐败在专员室不免有所议论,经人告密,国民党抓了他。居正出面保他,出资送他去美国上学,他没有去。1943年苏德战场形势明朗,他已经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此时他又想回到中共队伍。他在重庆给周恩来写信表示悔改,希望回到中共队伍。周派吴克坚找祁谈话,吴跟周汇报,同意他回到党内,派他作党的地下秘密工作。后来他回到江苏上海一带做秘密工作,领导了一批地下电台。这些电台直接同党中央联系,作了贡献。问题出在上海解放时,陈毅在上海举办了一个大型招待会,过后,上海报纸报道,将祁列在陈毅以下第三名,原来在华东局工作的人立即跟陈毅反映祁式潜曾经叛党,陈毅命令对他进行立案审查,被软禁。他交待了自己的经历,审查到1953年,此时审查结论基本清楚,他交待周总理派吴克坚跟他谈话,恢复他的党籍。但吴克坚当时也因事系狱,祁的交代无法证实。到1953年,祁被调到北京化工部,任化工部学习委员会主任,在化工部工作了几年。又重新办理入党手续。1959年,化工部派他去中央党校,学习了五年之久,1964年,他给范老写信,希望进近代史研究所。后来从张掖回来又到江西“四清”,仍任临时党支部书记。8月4日傍晚,他回到三里河化工宿舍他的家里,在人民日报报头上留了一句话,大意是今晚不回来了,就在附近人定湖湖心岛上喝了敌敌畏,被游人发现,报告了公安局。潘梓年听了汇报后讲共产党员自杀是叛变,应该开除党籍。近代史所党支部开会宣布开除祁式潜党籍。所里组织了大辩论,批判党支委会某些成员的右倾思想,揭出了以祁式潜为首的“三家村”,这一场“夺权反夺权”的斗争就明朗化了。祁式潜的妻子居瀛棣当时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她对祁式潜的自杀很不理解,曾到近代史所贴过大字报,大呼祁式潜死得冤枉,不是自杀,是近代史所杀人。9月28日,我去潘梓年同志家里,谈中宣部转来居瀛棣材料问题。潘老指示:对祁式潜自杀问题,要向陶铸同志和中央写一个报告:肯定自杀,驳斥被杀,这个报告要包括历史问题和现状。10月中旬,我把祁式潜一生经历及在近代史所的表现和自杀前后情况,以及他自杀现场的目击者和公安派出所有关人员的口述材料,写成报告,题为《关于证实祁式潜确系服毒自杀的调查报告》,经学部副主任潘梓年审阅后,上报中央有关部门。报告送出后,就算了结了这一案件。这是我在“文革”初期经历的一件大事情。

  因为撤销了学部文革小组,红卫兵联队一派组织了学部联络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近代史所文革小组组长张德信当选为学部联络委员会常委。我们在所里的运动也逐渐转向学部和社会。打派仗多了,所谓斗争“走资派”、“三反分子”就少了。此后,斗争本所的、学部的,以及社会上知名的公认的“三反分子”大会,时不时会召开,都带有派性斗争的性质,都是在所谓抓旗帜、抓斗争大方向的名义下进行。1966年12月,学部联络委员会开会决定,要紧紧抓住运动的大方向,向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开火,完成一斗二批三改任务。接着学部红卫兵联队联络十三个单位共同发起,召开了所谓“摧毁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誓师大会”。有全国在京四十多个单位共一万七千人出席。周总理支持这个会议,最后决定把陆定一等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借给这个会批判。中央文革王力、穆欣出席支持。新华社、中央广播电台及各报记者在场。大会主席致开幕词后,我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的代表第一个发言,此外还有中央高级党校、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北大红旗兵团、北京日报红卫兵、教育部八一八红卫兵、西安地区文艺界造反团、国家科委系统红卫兵等单位发了言。

  1967年春,按照戚本禹要求,历史所和近代史所联合,收集整理刘少奇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资料。傅崇兰主持,我担任办公室主任。3月,该资料出版,新华书店发行。4-5月间,接受戚本禹交给的任务,撰写《中国向何处去?》文章,与文化部研究室组成写作班子。文化部研究室出面的是金冲及、宋木文等,学部是王戎笙、栾成显、吕景琳和张海鹏,学部方面以张海鹏领队。地点在文化部大楼里。时间大概花了两三周,我们提交的稿子未通过。后来金冲及撰写的文章通过了,8月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人民日报发表。7月,学部联络委员会、红卫兵联队发生分裂,以历史所和近代史所为核心,反对林聿时、吴传启,组织了揪潘联络站(揪出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王恩宇等的简称),后发展为学部大批判指挥部。这时候,所里也发生分裂,少数人不同意反对潘、吴、林,自己也拉出了一个小组织,继续站在红卫兵联队阵营。

  从1966年6月,到1968年2月,我所在的群众组织垮台。这个组织垮台因为它的后台戚本禹垮台。这个组织背后的支持者就是戚本禹。我们这个群众组织的头头是历史所的傅崇兰,他和戚本禹关系很密切,傅崇兰为此付出了代价,后来坐了七八年牢。20世纪90年代,傅崇兰曾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规划中心主任。

  回顾起来,“文革”当中我主持近代史所工作期间,基本上没做出轨的事。当时就是抓所谓斗争大方向,始终抓的是党内走资派,始终抓的是刘大年和黎澍,批判他们,别人我们都没有多触动。所以我们所里有的老知识分子,像邹念之先生,在我挨整的时候,老替我说好话。我感觉到后来给我说好话的人还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荣孟源同志,他是我们所里老一辈,是前辈,早在延安时期就是有名的人物,后来因为划成右派,很坎坷。他家就住在美术馆的后面黄米胡同,他们家住的房子比较宽敞,“文革”初期,街道的红卫兵一下子就冲到他家里去了,那很厉害。我知道以后,就派红卫兵到他家里,用近代史所红卫兵名义,把他的书架全部贴了封条。80年代初,荣孟源说没有近代史所红卫兵那个封条,他家不知要被外面抄多少次,就是因为我们这封条一贴,外面的人一看人家的单位已经作了处理,就不再来了。他说:就是近代史所保护了我,不仅书的安全,而且还有人身安全。所以他们后来也给我说了好话。红卫兵运动期间,我们对金宗英、丁原英等同志也及时提供了保护。金宗英先生的先世是蒙古王公,曾协助清军入关,建立清朝。家里仍保留着先世的遗风。街道红卫兵冲到他的家里,又打又抄,他和他的家人吃了苦头。他给我打电话,要求带着儿子到所里来住,否则,他会被打死。我同意他的要求。他就带着他的儿子驻在所里一段时间,躲过了风潮才回到家里。他来所,交给所里三十多块外国表。丁原英先生有官商背景,街道红卫兵冲到他家里抄家,要抢他的保险柜,情形紧急。丁原英给我打电话求援。我派人到他家里解救,缓解了他的困难,并且从他家里抬到所里一个大保险柜。我让人把保险柜送到王府井那家懋隆(马可波罗)珠宝店,珠宝店打开保险柜,柜里有金条、美钞和珠宝。按照当时最低估价,珠宝店估了8万元人民币。丁原英还给所里拿来了一手绢散碎金条。董其昉是老干部,他的妻子在北京某工厂工作,可能与厂里关系不恰,厂里红卫兵来到东厂胡同她的家里,强迫剪她的阴阳头,董打来电话,我立即带人赶去,驱走了厂里人,保护了他们家里的安全。

  1968年2月初某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被隔离到秦城监狱。学部大批判指挥部头头傅崇兰被学部总队揪到北京卫戍区。我所属的学部大批判指挥部逐渐解体。我和张德信、张显清、孟祥才等数人在外“流亡”数日。经济所吴敬琏数次来给我们分析各高校大字报走势。在北海五龙亭召集同派各所负责人碰头会,交流情况,实际上确认了我们这一派的失败。

  回所后,我就被所内反对派群众组织控制起来了。3-4月间,学部总队在西单大木仓教育部大礼堂开批判会,斗争对象是孟祥才和我。与会者挤满了大礼堂,大约千人。孟、张二人被拉到台上接受批判、低头认罪。我们被说成是傅崇兰的黑高参、黑笔杆。

  4月中旬,我请假回到湖北孝感结婚,在孝感干了大约两个月农活。下半年,何重仁、李瑚两位同志邀我参加“文革”中查抄文物的清理工作,跑过北京大学、北京工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这一项工作,到工军宣队进所后,被要求停止。

  1968年12月,中央向学部和所属各所派来了工宣队和军宣队。1969年上半年,工军宣队在所内做团结工作,消除派性,我自己清查思想,清查自己在“文革”中的言行,检讨并反思自己。下半年就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从此,我被作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体团”的骨干,作为清查运动中的重点审查对象,经历了长达五年的艰难岁月,经历了严酷的政治审查和心理考验。这是我此生最痛苦的时期,最无奈的时期,最无助的时期,最感到迷茫的时期。

  10月,我被强制请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就意味着隔离审查的开始。在这个学习班里,主要是打态度,要打得你低头。大约两周后转进到文联大楼(今商务印书馆)三层(或四层),从此失去自由。11月,我开始写交代材料。现在记得所写第一篇交代材料题为《中国向何处去写作缘起》。以后按专案组要求写出多种交代材料,包括1?15抢档案所得档案柜在近代史所存放的材料。这时所写交代材料都是如实回忆的。但是过不了关。在专案组穷凶恶极般、连续三天三夜的车轮战中,我几乎得不到一分钟的休息,在精神和精力都难以支持的情况下,屈服于专案组淫威,“屈打成招”(军宣队新来的负责人张文换副团长曾送我一拳),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专案组采用车轮战、逼供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逼供、诱供,什么手段都采用了。所谓车轮战,专案组审查被认定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尤其是“骨干”,多人轮番轰炸,反复宣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喝令交代问题,日夜不休,连续数日夜,有的被审人三天三夜不能眨眼,甚至有的被审人七天七夜不能睡眠,而专案组人员轮班休息。军宣队里的小战士甚至不止一次说过,你们这些人该枪毙!这样的刑讯逼供,让被审人精神和肉体彻底垮掉,终于逼打成招。他们给我的精神压力是反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战略部署,反对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逻辑是:清查五一六运动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当然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当然是毛泽东思想的体现。拒不交待,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当然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我自以为无限信仰毛主席、毛泽东思想、以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现在却被打成反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又不能辩解,在这样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我感到无以解脱。再加上在无限高压下,三天三夜不准睡觉,实在熬不过去,只得暂时承认,以观察下一步动静。

  专案组的策略,首先是打垮你的精神支柱,逼你承认反对毛主席战略部署,反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战略部署就是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军团,学部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有两套班子,潘吴林王是第一套,傅崇兰、张德信是第二套。这是大前提。我是学部“文革”的过来人,当然知道学部没有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开始我死不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专案组以已经确定的傅崇兰、张德信是学部五一六第二套班子的头头这个大前提相逼迫,这个班子里难道只有傅崇兰和张德信吗?它下面就没有根根须须吗?你怎么解释你在学部“文革”中的地位?难道你和孟祥才不是傅崇兰、张德信手下的第二号人物吗?我在被迫承认大前提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在精神极度疲惫的状况下,被迫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不仅承认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还要承认是骨干分子。我在被迫承认以前,还曾盲目相信傅崇兰、张德信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他们瞒着我,从事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活动。在我自己被迫承认后,特别是在恢复体力,头脑清醒后,立即明白,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不仅我不是,傅崇兰、张德信也不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既然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还要承认是骨干,还要承认是头头,还要交代组织体系,交代整无产阶级司令部黑材料。在专案组的不断引诱下,只得发挥想象力,任意编造。交代组织体系,只得按照专案组多次诱供提出的线索,把1967年8月以后,积极参加所里和学部各种活动的人,依与我的关系亲疏,逐一罗织进来。要我交待整周总理黑材料,我开始死不承认。我记得,我只是所里某次会议上,讲到高校大字报倾向时,提到有的大字报攻了周总理。我个人从来没有发表过攻击周总理的言论。但是,在高压下,也不得不招认整了周总理的黑材料。我当时的知识有限,说不出党史中周恩来有什么问题,只得尽量回忆以往搞党史的人在闲谈中流露的一星半点故实,加以罗织和编造。我今天敢于说,如果把我当初交代的所谓“黑材料”,晒到阳光下,一定是最没有内容的。我却因为编造了这些,蒙混过关了。此后,专案组对我的压力稍稍减轻了一些。今天回想至此,仍感在高压下未能坚持真理,向淫威低头,实在无限惭愧!专案组获得的材料,全部是逼打成招得到的口供,找不到任何事实证据。宁可信口供,不要寻觅证据。我党历史上,从延安整风以来,多次犯此类错误,回想起来,令人不胜唏嘘。

  离开文联大楼后,我还被关在美术馆两个月。1970年5月20日,看守我的同志骑着三轮车把我从美术馆拉到所里,告诉我准备下河南五七干校。5月30日,工宣队员某押送我去河南息县五七干校,陪同的有专案组人员。

  进干校后,我被编入二排八班。分配我的任务是盖房,拿瓦刀砌墙。建房指导是连燎原和刘宝元。砌山墙和窗户发券,是技术难度最高的工作,我和李宗一、石方勤、张友坤经常合作担任此项工作。半年之内,盖了五栋里生外熟的房子,解决了全连(近代史所、考古所)住房和办公问题。

  夏某日,学部军宣队在干校中心点(经济所附近)召开清查大会,宣布给曹振中(近代史所)、王戎笙(历史所)、汤重南(世界史所)、杜伟强(哲学所)等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曹振中、丁守和被送农村交农民监督劳动。

  秋,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小组成员何重仁来到干校,找我谈话,要我谈清楚1?15抢档案与我有关事实,又要我写材料。我按照本所专案组的要求写了材料。何重仁看过后,用铅笔将其中不实的地方勾去了,要我重抄。我由此体会到中央专案组也许会实事求是一些。

  1971年1月,学部干校离开息县,搬到明港军营。在息县干校,主要精力是体力劳动,建设干校。到明港军营,目的是集中一切时间和精力,继续掀起“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高潮。

  4月下旬,“清查五一六运动”再次掀起高潮。李新在工军宣队领导下担任清查运动领导小组组长,首先办了我的学习班,大约十天。李新每天上午或下午找我谈话,主要谈他的革命经历,谈他从15岁当重庆学联主席闹学潮被开除,步行到延安的经过,谈他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谈了十天,谈完了,李新要我谈。我问:“谈什么”?李新说,你谈1?15抢档案。我如实谈了我知道的情况。我告诉他,我与抢档案没有任何关系,只是1?15清晨,张德信打来电话,告民族所洪涛和红卫兵联队曹振中组织人抢了统战部和国家民委的档案柜,其中有15个柜子无处存放,要求放到近代史所。随后有人开着卡车拉来15个铁柜。我让他们把15个铁柜分别放到几处屋檐下,没有同意放进屋里。第二天,就有人对铁柜加了封条。李新问:“你们用抢来的档案编了什么黑材料”?我答,档案柜是密封的,我们打不开。李新愤怒,说:“你们手下不是有会开铁柜的人吗”?我问“是谁”?他答:某某某。我哑然失笑。我只得直言相告:我们没有动过档案柜,没有开过,当然也没有利用它编过黑材料。李新大怒,甩手走了。我的学习班就这样不欢而散。此后就是批判会。清查运动在息县干校时,主要是追组织。到了明港军营,主要是落实“罪行”。

  此后,军宣队组织各种所内批判会,批判五一六反革命骨干分子。批判对象中包括丁守和。记得黎澍发言批判丁守和“卖身投靠”,发言稿在广播中播出。

  夏秋间,同为一个连队的考古所高旗在清查中经受不起高压,在军营厕所自杀。这些,给我们心里留下了抹之不去的阴影。

  11月,学部军宣队在某范围内传达中央有关林彪事件文件,我被允许参加。“五一六分子们”很高兴,大都坚持整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林副统帅”的黑材料,弄得军宣队很尴尬。军宣队倒打一耙,批判说,林彪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新的黑后台。此后清查五一六运动无法进行下去。军工宣队允许我的妻子前来明港探亲。

  到了1972年,清查运动就冷清了。1月,我在营房里闲来无事,借来林庚、冯沅君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上编和《唐诗三百首》、龙榆生编选之《唐宋名家词选》,抄写并诵读。又读《史记》列传,抄写相关段落,写了心得。

  7月,我随学部五七干校一起回到北京。回到所里后,依军宣队规定,我依然处在被监督下,扫马路,扫厕所,与所里瓦匠师傅一起到屋顶补漏。我作为被监管人员,还受派给几家同事家里修补破损的房屋。当然,我也利用晚上和早晨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和日语广播,试着翻译美国出版不久的包华德主编民国人物传记辞典,我翻译了大约一百多个人物词条,送给刚参加民国人物传写作的同辈朋友参考。

  1973-74年之间,我为了说清自己的问题,写了数万字的材料,回顾自己在“文革”中的情形,带有为自己翻案的性质。我把材料交给了新来的军宣队长李翔副团长。几个月后,他又原封不动地把材料退还给我。这预示着,清查五一六的案子,快要结束了。

  1974年12月工宣队和军宣队召开全所大会,正式宣布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一般性路线错误”,解除对我的审查。审查结论还曾在所里广播。1975年初军宣队通知我说我可以选择一个研究组。我选择了翻译组,当时还想提高一下外文水平。以为到翻译组后,因为大家都懂各种文字,英文、俄文、日文好多种文字,一些人水平很高,我可以向他们学习。后来在翻译组待了几个月,那时候运动还在进行中,没有多少时间工作,很难提高外文水平。

  1975年上半年,近代史组何重仁与龙盛运两位同志多次找我谈话,让我到近代史组来,不要在翻译组耗时间了。后来他们在谈话中流露出是刘大年同志要我去政治史组。我很感动,没有多想,就在1975年9月就去了近代史组(经过军宣队批准)。近代史组当时的负责人是刘桂五、钱宏、何重仁三位同志。近代史组正在学习和讨论毛泽东的“评水浒”,实际上是批投降主义,组里提出怎样结合近代史研究,把毛主席的这个指示贯彻到近代史研究中来。当时讨论的结论是,要结合太平天国,结合李秀成,李秀成当时是投降主义,用这个事例来说明毛主席“评水浒”的一些道理。组里把写文章的任务交给我。何重仁同志给了我两个月的时间。我从接受任务的当天,就全心全意地进入太平天国史研究,这是1964年8月到所里以后,我第一次接受研究工作任务。

  我实际上用了三个月,两个月时间用来看书,把太平天国的基本史料,有关太平天国史的文章大略看了一遍。我的文章针对的主要对象是上海的罗思鼎和北京的梁效。罗思鼎、梁效在批林批孔中发表的政论文都涉及到太平天国,我的文章主要是从观点上针对它们。我花了一个月把这篇文章写完,先送请何重仁、钱宏、龙盛运看,他们都感到很满意。最后我还送给刘大年同志看,这是我第一次给大年同志看我的文章,他看过后从结构上对文章作了调整。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大年是怎么样考虑写论文。1975年年底,当时学部领导小组经中央同意,决定要把《历史研究》从国务院科教组拿回来,还是请黎澍先生来做主编。黎澍上任前开过几次座谈会,请北京及外地的一些学者来,讨论重新接办《历史研究》,如何做好。所里党总支派我做会议记录,几次座谈会都是由我做记录,然后整理座谈纪要。第二次座谈会散会后,我把我写的文章交给黎澍同志。他说我们正要文章啊,顺手交给了宁可同志,我的这篇文章就在《历史研究》1976年第1期发表了。这正是黎澍先生重新接手后的第一期。那篇文章我认为在学术本身还是站得住脚的。关于太平天国的土地制度,太平天国在苏南地区的一些土地政策等研究,还是我的研究心得。但是那时还在“文革”中,写文章,因为按照毛主席“评水浒”的意思,我心里又针对罗思鼎与梁效的那些观点,所以不免带有“文革”时期写文章的风格,而且结尾还联系到苏联修正主义进行批判,但是文章的主体部分还是一种纯粹的历史研究。而且有些提法,很快就被李侃、龚书铎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大学教材(第三版)吸收了,我的文章是1976年发表的,他们在1977年的修订版中把我的文章结论基本吸收进去了,但是“文革”后批“极左”思潮,又把吸收我文章的那部分删去了。其实,在我看来,那是学术研究,不是“极左”。

  钱钟书在为杨绛《干校六记》写的序言中说:“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批‘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我看了《干校六记》,心情很激动。

  过去,我们理想主义太多,对共产主义具有急迫感,对社会现实缺乏切实的体验。“文革”中我们的实际经历,使我们认识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到达理想的路是不平坦的。这样的认识对我的人生是很重要的,通过“文革”这样一个挫折和锻炼,引起了一些思考。我们过去的理想主义,包括共产主义很快就要到来,大跃进,这些我都是经历过的。那个时候我们意气风发,大跃进时我正好是十八九岁,从土改、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都是经历过的。“文革”以及“文革”过去以后,我们经历过了,才认识到,理想和理想的实现中间是差距很大的。这可以说是“文革”十年的一个最基本的影响:懂得了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1975年,所里正式恢复了党总支。在军工宣队安排下,刘大年担任了党总支书记,郭永才是常务副书记,黎澍、李新是副书记。此后,我不仅协助大年做些《中国近代史稿》的工作,还协助刘桂五先生做了一些属于学术秘书范围的事情。也许当时的党总支对我寄予某种期望,可是没有人告诉过我。当时党总支决定“开门办所”,要我做一点具体工作。我负责联系到北京郊区南韩继收割麦子(“学农”),到北京内燃机总厂联系参加劳动(“学工”)。那年我还陪同郭永才几次到大连造船厂,向那里的工人理论队伍取经。1976年,我推动与北京二十多家印刷厂职工联合办“七二一大学”,给学员讲授中国近代史,并且编写、印发了教材。陪同刘桂五先生到北大历史系、天津历史所调查了解他们开门办学、开门办所的经验。我还参与接待来访外宾的工作。党总支研究某个问题的会议,有时候也通知我去参加,听取我的意见,尽管我还不是党员。“四人帮”被粉碎后,《光明日报》举办座谈会,揭露和批判“四人帮”在史学界的罪行,所里党总支也推荐我去出席,我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刊登在报纸上。1977年院里安排“清理帮派体系”工作,我再一次受到冲击。“清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是当时中央的精神。如何清理,如何正确处理“文革”结束后各种复杂的关系,就看各单位负责人的做法。社科院领导小组指定李新同志为近代史所“清理帮派体系”领导小组组长。一时间,刘大年、郭永才、张友坤、张海鹏成为“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刘大年、郭永才、张友坤靠边站。全所大会批判“四人帮的帮派体系”,给我戴的帽子是三顶:“五一六”一风吹、突击入党、突击提干。我找李新论理:我不是“五一六”,而且“五一六”不是我吹的,是军工宣队吹的,怎么是我的罪名呢?我没有入党,也没有被提干,我怎么是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呢?李新告诉我,那是群众发言,哪有那么准确。其实我知道,这些群众发言,都是李新事先审定过的。“清理帮派体系”把我和刘大年先生连在一起,在全所掀起风潮。但是,我那时的了解,大多数人不支持这样的做法,许多人对我表示了同情和支持,我一点也不感到孤立。近代史所的这种乌烟瘴气,到年底就烟消云散了。1978年,社科院院长胡乔木、副院长邓力群到近代史所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事后我听出席过座谈会的丁名楠先生说,邓力群在会上说,对人还是要厚道一些。这显然是提醒李新注意。我协助刘桂五工作有两年,后来有的人向所里反映,现在所里需要好的研究人才,你们把张海鹏安排到那里恐怕是不合适的。所以后来所里就又把我从学术秘书那里抽出来了,没让我在那里干。1978年,社科院进行了改革,各所组建了研究室,组建了科研处(大体上等同过去的学术秘书),在近代史所也成立了科研处,任命了处长、副处长,我就不与闻其事了。1978年开始,我进入了真正的学者生活,努力抢救失去的时间,一心一意展开自己的学术研究。在这样的条件下,度过了我从事纯粹学术活动的十年黄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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