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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鹏

来源:光明网-理论频道2015-04-29 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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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深入钻研马列主义,提高宏观史学研究水平

  今年初,山西社科院《晋阳学刊》编辑对我做了一次采访。采访重点涉及深入钻研马列主义,提高宏观史学研究水平。这篇访谈发表在《晋阳学刊》2011年第3期。这里,把这篇访谈录的部分内容稍作改写,放到这里。

  现在有一个现象,在历史学领域,出现对理论的冷漠、冷淡、淡漠,说重一些是轻视。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学术界的争论,数历史学界的争论做得最好,当时中国古代史领域有所谓“五朵金花”,近代史研究领域里,争论也很多。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了胡绳的文章,推动了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此后连续好几年,很多学者加入了这次讨论。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这既涉及到古代史,也涉及到近代史,关于社会形态,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研究,关于洋务运动,长期争论,洋务运动在八十年代又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争论。延续五十年代近代史分期问题的研究,到了八十年代又出现了中国近代史发展线索的讨论,这个讨论轰轰烈烈,我也参与其中。大家争论得面红耳赤,彼此之间的观点不尽相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现象,这是近代史学界百家争鸣的好现象。

  到九十年代初,争论还有,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关于中国近代史领域里的宏观问题的争论,就很少见了。我在1998年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的文章,提出了关于“沉沦”与“上升”方面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实际上是在八十年代观点的基础上,重新思考、论证,但是,这时已经很少有人来和我辩驳了,讨论开展不起来了。九十年代之后,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转折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我发表过文章,在我看来,都是就八十年代那些争论的问题继续进行展开,但是,没能引起讨论。我们的学术界对宏观问题显得有一些淡然。我想,不仅在近代史领域里是这样,在历史学的其他领域里也是这样。如,关于“封建”问题的讨论,虽然开展了一些,也是不能引起学者们广泛的兴趣。

  所以会如此,照我看,与后现代史观的影响有关。后现代史观,就是反对从宏观角度来探讨历史,他们是要用精细的研究来解构宏大叙事。后现代理论是在西方形成的,它有一个好处,它强调一个一个具体而微的小问题,它不管什么大的背景,不管历史发展规律,就是只关注一件事情,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它的好处是把与此事有关的史料全搜集在一起来分析,而超出这件事情之外,更大的历史背景,它不关心。

  对后现代主义,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但是,如果历史研究只有后现代这一种方法,那历史研究真有可能被解构了。我们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对历史发展重大特点的认识、对历史发展的重大背景的认识,就会淹没在许许多多的所谓的精细研究之中了。所谓宏大叙事,不是建基于沙滩上的空洞说教,而是建基于史料累积基础上的宏观认识,是要探讨历史发展的道路、方向、规律。今天的学术界,有所谓碎片化研究的现象。比如说,有学者已经指出,现在的社会史研究,大都是在研究吃喝拉撒睡,都是很小的事情。这种现象是值得注意的。我们不是不能研究细小的问题,但是,在探讨的时候,要把细小的问题同大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要不然,就很难说明,为什么在这样大的历史背景下,产生这样的问题。社会生活是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是极其纷繁的。研究历史上的社会生活,就是要从复杂和纷繁中理出头绪,看看历史为什么发展到这个方向,而不是另外的方向。这就是建基于史料累积上的宏大叙事。解构这种宏大叙事,把历史学者的眼光局限于,或者引导到日常生活的细故研究,就会掩蔽人们对历史发展方向的认识和警觉。

  对重大题目,包括宏观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的冷淡,在海峡两岸都是这样。我个人今天还是有孤军奋战的感觉。我和我的一个学生合作了一篇研究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论文,2008年在《历史研究》发表了。我们最近又合作了一篇《试论刘大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2011年《历史研究》第三期发表了。我们写这些文章,就是想告诉读者,中国近代史领域里,除了大量的实证问题之外,还有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我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参加中国近代史发展线索的讨论,那时,我的情绪很饱满,但是,在九十年代之后,我也写了好几篇文章,没有回应,感到孤寂。学术探讨,就是要彼此争辩、反驳。当然不能感情用事。别人的反驳就要促使你思考,他反驳我,他的理由有哪些,需要思考,他的思考也会促进我进一步深入思考。这样就能推动学术的进步。我感到学术界太冷漠。有朋友对我说,你是学术界的领导,我们都是跟着你走。但是,很多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还需要讨论。这说明,大家对宏观问题,或者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对历史唯物主义,很冷淡。我认为,不能要求历史学界的每一个学者都思考宏观理论问题,但是,应该有一些人在思考这些问题。

  多年来,我一直在呼吁,我给社科院写过内部报告,希望能够重视培养一些战略思想家。这种战略思想家,就是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无不通晓,特别是他能够提出一些重大的战略思想。但是,大量的学者,还是应该成为“书呆子”,就是要专门读书,要深入各种各样的专题当中去,展开研究。这两类人,国家都是需要的。如果都是书呆子,都是搞专题研究,当国家需要一些战略思想的时候,让谁拿出来呢?战略思想好像是很空洞,但是,它是建立在大量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的宏观的思考。我的这个意见被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中组部人才工作局收入《专家意见建议》中,供有关领导人参考。

  当然,宏观研究,让年轻的人去做,可能是有困难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成才规律,和自然科学不太一样。数学、物理学,有些很年轻的人,就可能有较大的成就。我们现在发射神舟飞船,指挥部里的人,都很年轻。这说明,自然科学领域里,老一辈人的接力棒已经到了年轻人手中。这当然是令人高兴的。

  但是,人文社科领域里的情况,可能不大一样。年轻人主要还是应该积累知识,除了积累书本知识,还应该积累社会知识。研究天下大事,应该增加自身阅历,要增加人生阅历、社会阅历。宏观研究,应该是在中年以后。四十岁之前,还是应该在实证研究上打下比较扎实的基础。

  就我自己来说,我的第一篇宏观研究文章,是在1984年公开发表的,那一年,我45岁。当然,我经过了“文革”十年的那些日子,我是在四十岁才开始搞史学研究的。“文革”前后十三年,我没有看书,没有条件做研究,但是,那个时候也是我积累社会阅历的时代。我在甘肃张掖农村“四清”八个月,在山东黄县(今龙口市)大吕家公社于口大队劳动锻炼七个月,在河南信阳“五七干校”三个年头,这些活动,增长了我的阅历,在甘肃、山东、河南有四五个年头,这些经验,对于我认识中国的农村,认识中国国情是很有好处的。在近代史研究中,我再研究近代农民战争、近代农村问题,心里就有底了。社会阅历,对历史学者来说,是很重要的。

  宏观问题,战略问题,对年轻人来说,有一定难度,但是,在年轻的时候,也应该有这方面的兴趣。研究宏观问题,需要看很多书,特别是要看很多马列主义的原著,其他的一些著名社会科学家的著作,也要看。有了这方面的积累,到了一定时候,你就能够在这方面开辟自己的领域,你写出来的东西,就会很有底蕴,不会让人感到都是空话,即使是宏观的东西,你有大量的知识做基础,能够找出足以支撑你的结论的中外历史史实,那就可以取信于人了。宏观的东西,既要以材料取胜,更重要的是,要在材料中建立起一种规律性的东西,这样,也就可以对重大问题,发表方向性、倾向性的意见。年轻学者不适宜做宏观研究,但是,应该有这方面的准备。增加社会阅历,多读理论书籍,就是这方面的准备。社会需要能够进行宏观研究的战略思想家。

  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不是只要看三四十年,而是要看一百年。新千年到来的时候,英国人、欧洲人评选千年有影响的思想家,马克思排名第一,2009年,德国大量发行《资本论》,当然,这与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有关系。这就说明,马克思主义对重大的历史、现实问题的研究,至今还能够给人以启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管从事什么研究,历史研究,经济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哲学研究,这些著作都应该看。这些,能够给予我们开启认识未来的知识的钥匙。马克思恩格斯写了《共产党宣言》,今天再写一本,不可能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今天再重写一本,不太可能了,无法超越。他们的书,他们的方法,他们的某些精辟的论点,对我们观察中国历史问题、现实问题的时候,是有启迪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认识世界、观察社会、解读历史的解剖刀。

  邓小平同志说,读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毛泽东,最早他看过《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这是在1919年、1920年经常看的书,在延安,他也看了很多马列的书。对于革命家,读马列不一定要很多,看其中最经典、最重要的部分就可以了,但是,学问家不同,马列要多读。时代不同了,前人讲过的话,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它,他在那个历史背景之下说那样的话,有没有道理,讲得周不周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主要是指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人人都可以用的,也是有用的。年青一代的历史学者,还是要多读一些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很多人说这部书已经过时了。在今天来看,是不是这样呢?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的、腐朽的阶段,这些结论,当然可以继续研究,但是,列宁对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一系列论证,写得很深刻,对于今天观察世界,还是很有意义的。美国今天不是帝国主义吗?它可能不再有十九世纪帝国主义的特征了,但是,基本特征还是有的,它为所欲为,做世界警察,东方西方都要插手,1989年它把巴拿马的诺列加抓到美国审判,诺列加可能有劣迹,但是,毕竟巴拿马是一个主权国家,根据国际法,不能这样来抓人。此外,伊拉克战争,这不是帝国主义,这是什么?今天,从国际政治来说,从国家关系来说,我们是要和美

  国搞好关系,但是,学者对帝国主义的研究,要有正确认识。列宁分析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方法,你是很难否定的。学术研究和对外宣传,不能成为一回事。

  范文澜在延安所做的经学演讲,毛主席也要来听。他是在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思考、观察经学,和传统的经学家是不一样的。刘大年有非常扎实的经学基础,国学知识,很多古书可以背诵,刘去延安途中,还想的是,国学这套祖宗立国的根本千万别丢了,到了延安,读了《共产党宣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又读了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外国历史的种种新书,才如梦初醒,盲目崇拜孔学的观念,就不知不觉烟消云散了,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刘大年先生晚年主要从事抗日战争史研究,但是,他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评近代经学》,这部书对经学在近代的历史命运有很深刻的点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写作的。他的文章中,马克思主义词汇并不多见,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这实际上涉及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与中国传统的文化、学术,应该结合起来,我们不能说空话。我们近代史所偏重于实证研究与范老有关系,范老自五十年代起就是提倡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后来有人把范老的意思概括成“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副对联是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概括范老的意思写成的。这副对联的表述,不严谨。板凳要坐十年冷,十年之后还坐不坐?文章不写一句空,有些太绝对了。范老的意思是,做学问,不要想着急于成名,要塌下心来读书。读书人就要坐冷板凳。在近代史所做学问,不要有当官的思想,要当官,你们就出去,不要在近代史所,我在近代史所就是最大的官,也不过就相当于部队里的连长,这有什么意思?在这里,就是要好好读书,他还说过,“要等富贵如浮云”,追求富贵,就很难做好学问了。近代史所就是在范老的影响之下,形成了重实证的传统,大家在搞研究的时候,都会反复搜罗史料,核实史料出处,少让人家挑出毛病来。

  重视史料,这是我们传统史学的一些看家本事,我们并不是要把乾嘉考据全部否定,其中的一些基本方法论,我们还是应该掌握的。乾嘉考据着眼于具体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着眼于事物的联系。《罗尔纲全集》出版,我写了一篇长序。那篇序里说,罗先生以考据见长,是在胡适手下训练出来的,但是,他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的考据和没有学习马克思主义时比,大不一样,他就能把许多具体的事物联系起来思考,这就是唯物史观方法论的基本点,过去的考据,都是一个一个具体问题的考据,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就明白了要联系起来思考。50年代罗先生对太平天国历史作出的一系列考据,不是一时一事的考据,而是对太平天国的诸多事实联系起来思考,在这一思考下作出的考据就不一样了,它对于揭示太平天国政治的本质,就有新意了。

  中国的学者,当然要掌握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不能满足于这一点。列宁有一篇文章《论青年团的任务》,里面有一句话,“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必须善于汲取人类的全部知识”,毛泽东也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总结。这是对待传统文化的经典论断。奴隶社会被封建社会所取代,封建社会被资本主义所取代,取代可以说是一种方向,但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又是历史的进步,它在进步的过程当中,都会产生一些对人类社会进步有益的东西,这些文化遗产,我们不能抛弃。我们中国传统的学问,当然应该掌握。

  重视宏观研究,增强中国学术界的话语权。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是视野很开阔的战略思想家。他在研究近代中国历史时,提出冲击反应模式,后来又有人反对,认为应从中国内部找原因。要求从中国内部找原因,这是有合理性的,但是,如果没有外来侵略,内部的反应是怎么产生的呀?要想彻底否定冲击反应模式,是不容易的。这种模式的提出,是有一种宏观战略思想模式为基础的。

  我们的学者在宏观战略思考方面,确实还有欠缺。我还是提倡年轻的学者应该关注宏观问题、关注战略问题,培养对于宏观理论思考的兴趣。美国人是善于提出新的思想模式的。不仅仅是在历史学领域,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美国人都是很善于提出新的思想模式。过去,恩格斯说过,德国的学者特别喜欢建立各种各样的体系。现在是美国人,他们不仅掌握了经济霸权,还掌握了学术话语霸权。最近,在国际关系领域里,原来的七国集团,后来变成了二十国集团,但是,美国人又提出一个中美国(CHIMARICAN),把英文的中国和美国两个单词拼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概念。他们经常提出新的概念、新的模式,这是美国人的一个特点。我觉得,我们中国学者应该赶上去,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话语权,要提出中国人自己的概念、模式。青年学者应该有理论兴趣,如果大家都是钻进具体问题里去研究,就不容易突破了。要读大量的理论书籍,要认真思考,这里说的思考,是指大量实证研究基础上的思考,以便提出一些新的东西。

  青年学者除了精读马列书籍,还要多读西方社科理论的代表作,都要拿来读,拿来比较,要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国和外国的历史相比较,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这是很需要的。当然,中国学者在宏观理论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单就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来说,胡绳先生在1954年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涨”(学术界通称“三次革命高潮”),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概念,影响了学术研究数十年。上世纪八十年代,李时岳先生提出了“沉沦与上升”模式,我在1998年发表了文章,隔了将近二十年,我回应了李时岳,我不完全赞成他的观点。我的想法是在李时岳的结论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李是有思考能力的,“沉沦与上升”模式,是对中国近代史的一种解释模式,我发展了他的了理论,现在,有不少人接受了我的观点。但是,总的来看,中国学者提出的判断模式,还很不够,还需要继续努力。

  研究视角的变化能够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深化。由近代史研究向现代史研究转移,这是一种自然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六十年了,也应该好好研究了。有些研究者把他的研究兴趣向下转移,是正常的。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也在做这种转移的工作。中央研究院近史所也出现了转移的迹象。

  说晚清史、民国史已经没有什么研究余地了,我并不认同。我认为,民国史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有待开垦的领域。晚清史,也是一个有待于深入研究的领域。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经常有一些学者批评革命史研究模式,有一定道理。我们以前在做革命史研究的时候,比较多的是从革命史角度来着眼,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前研究的比较多,但是,现在研究这些题目的时候,还可以从清政府的角度来着手,探讨一下当义和团兴起的时候,辛亥革命出现的时候,清政府在做些什么,为什么导致有这些重大事件出来,这些地方还大有研究的必要。我现在指导的一个博士生,就正研究宣统朝是怎样应对辛亥革命的。我在山东大学还带着一个博士生,他做的是清政府怎样应对义和团运动,从义和团角度来研究,已经不容易说出新的话来了,但是,从清政府的角度来考察,还有出新的可能。

  其实,晚清的很多史料,我们还都没怎么用,包括《谕折汇存》、《平定粤匪方略》,这些史料,我们有多少人好好利用过?我在1988年发表的《湘军在安庆战役中获胜的原因探析》,我写的时候,就是本着这个思想,就是要从清朝的角度来研究。我从《平定粤匪方略》,从曾国藩、胡林翼的集子当中,看他的作为,分析他们如何对待天平天国,如何对待李秀成、陈玉成。清军在安庆战役中获胜了,原因是什么?从《平定粤匪方略》中,可以总结出曾国藩、胡林翼的长处,也能看出太平天国存在的问题,他的失败的必然性在哪里。认识历史,总是要从这一面看,也要从那一面看。所以,我说,晚清史研究还大有可为,很多问题还没有深入进去。我在三十年前编过一本史料《武昌首义档案资料选编》,这是从湖北省博物馆挖掘的,编了三本,三十年过去了,又有多少人利用过这些史料呢?这其实是非常珍贵的原始档案。晚清的很多史料都已经公布了,但是,还缺乏深入的研究,晚清史研究的范围是很宽的。

  我们以前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来探讨中国近代史,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过了60年,从前的革命者变成了执政者。如果从执政者的角度来看待历史的话,又会有什么新的看法呢?怎样维护社会稳定?今天的社会也有很多突发性的问题,甚至有的乡镇,暴动都有啊,这在历史上也是一样的呀,我们就要总结历史经验,看看那时的统治者是怎样处理这些问题的?太平天国是怎么起来的,太平天国起事的时候,地方官都在那里压着,不往上报,等到洪秀全在金田起义了,占领了广西的永安,冲出桂林,朝廷才知道,原来还有个洪秀全,派军队镇压,已经镇压不住了。今天,我们的社会还要面临许多社会矛盾,利益纠纷,干群关系,贪污腐败,还有“西化”、“分化”,等等,党和政府,各级干部,还要做许多细致的工作,要面对群众,要把矛盾化解。这里就有历史经验可以吸取。辛亥革命也是这样,孙中山原来也只是很小的力量,为什么控制不住?从社会治理者的角度来说,研究清朝历史,还有不少可以做的题目。

  至于说到我的专题研究,主要是力图在大背景之下探讨微观问题。像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军政府的谋略处,许多研究武昌起义的论著都在讲,胡绳同志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里面专门有一节是讲谋略处。我考证了谋略处的问题,否定了谋略处的存在。胡绳那部书九十年代末在人民出版社再版,他要我写一篇书评,这篇书评除了正面肯定胡绳著作的大气和理论贡献外,还指出了书中若干具体学术失误。这篇书评曾送请胡绳先生过目。书评在《光明日报》登出时,我批评胡绳的话,都被删掉了。后来全文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经过争取,批评胡绳的话还是登出了。这篇考证谋略处的文章,我是运用乾嘉考据的方法来研讨的。胡绳知道以后,要了文章去看。

  关于黄兴与武昌首义关系的文章,也值得提出来说。我研究了黄兴对武昌首义的态度后,对黄兴是采取批评的态度,是在爱护的前提之下的批评态度。我在1991年11月,接到台湾政治大学的邀请,去参加一个关于黄兴与近代中国的学术研讨会。在这之前,我对黄兴,没有多少研究。我翻阅了湖南社科院编的《黄兴集》,这里面有黄兴写给别人的信,他说武昌起义前夕,湖北派了人到香港去见他,请他回来,黄兴给别人的信中说,我三天没有见他。我就抓住这个“三天没有见他”展开研究与分析。武昌方面要起义了,他们都是基层军官和士兵,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起义的组织者感觉自己号召力不够,他们要请中国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宋教仁到武昌来,领导他们,发动起义。来香港联络的,是同盟会云南主盟人吕天民,黄兴的熟人,但是,黄兴三天没有见他。黄在4.27黄花岗起义之后,情绪十分低落,他当时对革命的前景已经有些失望了,想搞暗杀,对武装起义的成功,不抱有什么希望了,他认为武昌没有能力来发动起义。武昌的来人,反复给他说,武昌起义很快就要发生了,你不去也要发生,去了,你就可以掌握先机。黄兴是两湖学堂出身的人,对武昌情形还是有一些了解的。他同意前往,但又没有马上动身,他想带些钱去武昌,不想空手去,他和南洋、美国联系,但是,到了第十八天,人家也没有给他寄钱,他离开香港经过上海到达武昌,这时,武昌起义已经发生,黎元洪已经作了军政府的都督,黎元洪授予他大将军。黄兴把武昌起义的功勋让给了黎元洪,自己失去了掌握武昌首义领袖地位的时机。如果黄兴早来一些,他成了军政府的都督,这之后的革命形势,还会有更好的发展。这是一个具体事件,我由此探讨了黄兴的起义战略、中国同盟会的起义战略、孙中山的起义战略。黄兴1903年组建华兴会,就提出了“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起义战略,就是湖南先起来,其他各省再支持他,这样来发动反清起义。这样的战略,有一定道理。孙中山发动的起义,都在边境,广东、广西、云南,在边境发动起义,事实证明不足以造成对清政府的致命威胁,不足以颠覆清政府的政权。同盟会内一部分人不同意孙中山的意见,1910年在上海搞了个同盟会中部总会,宋教仁在上海主持,当时,武昌也派人去找宋教仁,宋教仁也不认为武昌有这个能力,宋在上海办《民立报》,他一天一篇社论。革命家在革命就要爆发的时候,你是坐在房间里写社论,还是立即投入到革命洪流当中去?宋教仁不来,黄兴也不来,结果领导权落到了黎元洪手中。这篇文章,在台湾政治大学发表时,政治大学历史系林能士教授作为评论人点评,说我的文章,无懈可击。我这篇文章,既有微观研究,又有宏观研究,从细小的问题,上升到孙中山、黄兴、中国同盟会的起义战略,探讨晚清革命战略的问题。

  关于皖南事变的文章,是因为要参加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一个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会议,准备的。写之前,我找杨奎松讨论,请他提出写作方面的建议。杨奎松拿出他的一篇未发表的文章,是关于皖南事变的,说可以利用这篇文章与会。我此前对皖南事变无研究,从头做起,时间不够。我仔细研究了他的文章,在他的文章的基础上,形成了我的文章,但是,我的观点与杨不一样,不仅观点不一样,我还从新搜集、补充了史料。在文章发表时,我向杨奎松致谢。杨看到后说,致谢的话是多余的,你的文章是你自己写的。在这篇文章当中,我也写了一些看似细小的东西,像皖南事变前线给延安的电报,发报是在几点,延安回应是在几点,我写了细节,有人说细节是关键,我认为,关键时候的细节才是关键,不是所有的细节都是关键。我的结论和杨奎松不一样,而且,我引用了他在其他地方发表的观点,对他的提法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我的文章主要是讲皖南事变的善后,结论是,国民党对共产党是军事上要严,政治上要宽,共产党对国民党是反过来,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国民党消灭了新四军主力,讨了便宜,但政治上在全国很被动,所以对共产党政治上宽;共产党丢了新四军主力,政治上斗争很主动,针锋相对,但也注意不放弃团结抗日的旗帜,不要和国民党破裂。在哥伦比亚大学研讨的时候,主持人做会议综述,对这个观点很推重,认为以前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观点。

  我也写过其他一些文章,我的这些专题研究文章,都是从细小的部分入手,上升到比较宏观的境界上去。2010年8月,我去阿姆斯特丹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提供了一篇文章,是关于洋务运动的,我这里讲的,和国内外学者讲的,都不一样。中国学者、日本学者,常常把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较,我的这篇文章里提出,洋务运动不应该和明治维新相比较,而应该和明治维新之前的幕府后期的改革相比较,洋务运动的历史发展阶段,和明治维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不是一个阶段,明治维新是资本主义改革,维新期间,明治政府提出过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举措,这些洋务运动都没有。明治维新是在1868年开始,但是,1862年到1867年,江户幕府已经开始了改革,引进的西方的枪炮,请来的工程师,比洋务时期还是要多一些,所以,我说,洋务运动只能和幕府时期的改革相比较,这是在同一个历史阶段上。这篇文章,也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我应该多写一些,我也有兴趣多写一些,但是,我没有时间。

  我从事宏观研究是在回应现实的挑战。关于我的宏观研究文章,有一点值得一说。日本的狭间直树教授,曾经对我说,你们中国学者的有些文章,很不好懂,文章作者说他的文章是针对一些学者的观点而作的,但是读了这些文章,却不知道他究竟针对谁。由于“文革”的影响,八十年代之后,学者写文章争辩,是不点名的,“文革”之前,是点名的。我对狭间说,我的文章,如果针对不同意见,都是点名的,我都是直呼其名,包括胡绳、李时岳、胡滨。

  我之所以要思考一些宏观理论问题,主要是我作为近代史所的所长,应该关注宏观问题,特别是在近代史领域里的各种挑战性的问题,我有责任回应这些挑战。我也常在想,作为近代史所所长,我应该怎样回应这些挑战。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国家的发展,取得了很多成就,我认为,改革开放之后,形成了新的经济基础,形成了新的利益格局。现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强调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的出现,是我们国家经济基础的一大变化。民营经济的力量,比1949年之前,比洋务运动时期,那不知大了多少倍。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在这同时,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也更多地进入了中国,这是好事,但是,也会带来新的问题。所以,现在思想、文化领域是“多元、多样、多变”。我觉得,我自己应该自觉去维护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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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18 17:22
1月29日,教育部号召“停课不停学”,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和企业纷纷响应,但也有一些人将此看做在线教育发展的重要契机。在疫情的“拐点”还未来临之前,在线教育是否已迎来“拐点”已经成为讨论的热点。
2020-02-15 18:08
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在微观层面,当前南南合作都处于较好的发展时期,如何把握住有利机遇,同时应对好相关挑战,应是坎帕拉首脑会议在讨论南南合作时要着力解决的核心问题。
2020-02-13 16:43
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共同富裕,消除绝对贫困的主战场在农村,全面小康的突出短板在“三农”。纵观世界,资源禀赋的多少并不能主导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2020-02-10 16:14
我们应牢固树立“文化自信”,深刻把握“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势,又要重视“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深入推动中国同世界深入交流、互学互鉴。
2020-01-17 17:31
新的征程已经起步,我们要振奋精神,闻鸡起舞,始终保持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腔热情、那么一种精神,向着美好的朝阳出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进。
2020-01-01 17:06
走过70年的历程,新中国教育成就斐然。在历史的坐标轴上观察中国教育的发展,从国家重大政策的演变中加强对教育事业的规律性认识,可以为中国教育的持续发展铸好磐石之基。
2019-12-31 18:12
充分利用5G的技术领先优势,让5G成为媒体传播的“硬抓手”,更好地诠释优秀文化、传播精神价值,切实提高媒体传播效果。
2019-12-18 17:09
如果我们可以推进全球优秀人才向中国移动,就能够快速提升我国产业结构的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在收入和福利上的差距。
2019-11-06 16:54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大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力点,深刻体现了新时代的新要求和新特征。
2019-11-04 15:43
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逆风再起的背景下,中国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方面的角色日益突显,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聚焦所在和信心与动力源。
2019-10-29 16:27
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发布《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概念文件,旗帜鲜明地倡导“共同发展”价值,为反思历史、检视当下、走向未来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2019-10-23 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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