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话语权:“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

2015-11-19 21:09 来源:光明网-理论频道  我有话说
2015-11-19 21:09:45来源:光明网-理论频道作者:责任编辑:蒋正翔

哲学话语权:“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

——“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高层论坛

  作者:曹润青 古 荒

  编者按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不断向纵深发展,当代中国现实呈现出极为复杂的面相。如何拨云见日,厘清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并进而推进未来中国的发展,就成为我国哲学界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2015年11月10日下午,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围绕“哲学话语权: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这一主题,举办了“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高层论坛。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学术机构的近50名专家参加了论坛。各位专家发言以清晰的问题意识和目标意识为导向,从多个角度高屋建瓴地回应了论坛主题,展现了较高的理论水平。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哲学部主任韩庆祥教授出席论坛并发表致辞,中央党校哲学部副主任董振华教授主持论坛。

  中央党校韩庆祥教授:

哲学要直面“现实逻辑”并破解“中国问题”

  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哲学需要以其自身的创新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应有贡献。哲学的创新发展是在研读经典文本与揭示现实逻辑的互动中逐步实现的,马克思是把经典文本与现实逻辑相结合的典范,马克思正是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逻辑中,形成了自己的哲学范畴和哲学思想。1978年以来,我国哲学界在“经典文本”,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这一“上篇”研究方面取得卓著成就,做出了重大学术贡献,应充分肯定。然而,我们对当代中国的“现实逻辑”这一“下篇”却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于是,我们说的多是“教科书中的话”、“文本中的话”“西方的话”(当然也是需要的),却不会说直面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的话,以至于在“下篇”方面丧失一定的话语权,甚至不在场和失语。中央党校哲学学科的发展,内在要求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面向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以建构面向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的哲学话语体系,拥有面向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的哲学话语权。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至今,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是从结构转型开始的。其内在逻辑是:“结构转型”是把握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的逻辑起点;结构转型就是要进行“领域分离”;领域分离又伴随着“力量转移”,今天,我国的市场力量、社会力量的增大就是这种力量转移的真实写照。力量转移必然导致“利益博弈”进而导致“思想多元”,进而引起当今中国社会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从而实现整体“转型升级”,这种转型升级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权力运作方式、人的生存方式、外交方略等全方位展开的。这种整体转型升级首先要解决因力量转移、利益博弈、思想多元且法治没有完全跟进而在今天出现的“思想分化”问题,目的是为了达到“整合共识”。要解决思想分化以达到整合共识,要积极推进当代中国发展的整体转型升级,“现代治理”是关键。其中,“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现代治理的总体方略,其目是为了“建构秩序”。而现代治理、建构秩序的根本目标则指向“民族复兴”。为了更好地关注现实逻辑与破解中国问题并推进哲学发展,我们既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也要直面“现实逻辑”并破解“中国问题”,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建构具有科学精神和团结合作精神以及共同价值追求的学术共同体,以形成中国哲学研究的中央党校风格。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李德顺:

通过改革精神生产的体制机制来提升中国话语权

  应该通过改革精神生产的体制机制来提升阐释中国实践和现实逻辑的中国话语权。当前哲学发展和现实之间存在着脱节,致使中国虽然有好故事但没有哲学好话语,没有很好的能对外阐释历史和现实的哲学话语,其原因在于当代中国的话语系统存在一定问题。中西马都是话语资源,然而三家各立门户,没有形成统一的话语场,研究西方哲学的有些学者把自由主义当做旗帜,研究中国哲学的一些学者认为儒学是可以代表中国的旗帜,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其内部也存在着分化,其中一部分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视作意识形态,缺少科学的、学理的、理性的支撑。中国现实发展很快,哲学理论的提升和积淀却落后于现实逻辑的发展,哲学界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度不够,没有形成深层的、完整系统的哲学解释,使得哲学思考多流于浮躁和碎片,直接导致了哲学对于许多重大现实问题是非不辨、认识混乱、无法达成共识。对此,亟需完善理论研究的体制机制问题,从制度上为基础性理论研究、前沿性理论研究创造条件,使得理论能够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创新,真正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理论。在当代中国,价值问题是全民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上至中央下至普通百姓都在谈论价值。然而,哲学界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主观引用西方某一家、某一派的价值理论,缺少对价值问题的学理性、宏观性、系统性的哲学研究。应当改革理论研究体制,树立面向现实逻辑的、善于揭示分析问题的研究导向,不论是研究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面对中国问题上都应当发表自己的正确观点,在实践中选择可取的东西,以此实现中西马的融合,而不是自说自话。要让思想理论研究真正活跃起来,使思想理论的探讨、建设性的思考能够上升为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哲学才能与中国的实际发展问题更好的结合起来。

  中央党校哲学部原副主任侯才教授:

现代性危机及其拯救给哲学提出了根本性的任务和课题

  当代中国的现实发展主要受到四种逻辑的规定和制约,这四种逻辑共同融汇和构成了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其一,世界历史逻辑;其二,现代化逻辑;其三,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逻辑;其四,中国现阶段与既有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逻辑。四种逻辑的相互关系表现为:世界历史逻辑是一般,现代化逻辑是特殊,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逻辑和当代中国现阶段的生产关系逻辑是个别。(一)关于世界历史逻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开创了现代意义的世界历史,使个人和民族的存在开始具有世界历史性。世界历史的逻辑就是个人和民族由地域性的存在愈益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二)关于现代化逻辑。所谓现代化,其实质内涵是人类历史由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即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和商业社会、由自然经济向商品、市场经济的一种社会转型,是一种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构建。从思想理论来说,则是一种合理的“现代性”的塑造。这种社会转型的根源在于:人类凭借机器大工业特别是理论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力量而开始在总体上真正成为自然的“主体”。为此所决定,主体性是现代性的前提、底蕴和基本原则,而主体性的逻辑实质上就是现代性的基本逻辑。近代以降,主体性原则愈益被绝对化,导致“主体主义”(马克思)的统治,其具体表现就是个人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其结果则是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危机。(三)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逻辑。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所谓封建制,这种封建制以建立在农耕生产方式基础上的高度中央集权制为主要特征而与西方的封建制区别开来。按照马克思对农民阶级状况的分析,由于该阶级在经济等诸方面的分散性,其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因此,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可以被视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逻辑。(四)关于中国现阶段与既有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逻辑。马克思将生产关系看作社会形态赖以建立的基础和质的规定。据此,现存的生产关系逻辑特别是现存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逻辑从内部、从根本上规定了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在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生产关系赖以实现的基本形式,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我国现阶段生产关系逻辑可以归结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逻辑。

  基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来看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可以将对现代化逻辑的把握作为主要切入点。因为现代化逻辑既是现阶段世界历史逻辑的具体体现,又是当代中国现实逻辑的一般规定。现代化逻辑在本质上可以归结为主体性逻辑,因此现代性的危机在本质上可以被归结为主体性危机,而主体性危机的根源是人这一主体自身的需要和欲望恶性膨胀的结果,是人未能真正成为自身的需要、欲望的主体的结果。近代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极致化和普遍统治,由于工业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人满足自身需要和欲望的手段空前提高。与此相适应,人类的需要也空前增长,以致发生了质的变化,即对使用价值的追求变成了对价值的追求。甚至需要与欲望的界限也被消融,欲望乃至贪欲直接成为名副其实的需要。而技术也与欲望愈益紧密结合,趋于一体化。根据社会实践的发展及其导致的人自身的改变,我们有理由认定现代性危机的实质是在市场经济充分发达的条件下,由于人的需要的质变和欲望的无节制地膨胀,人愈渐沦落为自身的需要和欲望的客体,而没有成为其主体。也就是说所谓现代性危机归根到底是主体自身变异和异化的结果,是主体性自身遭致的危机。因此,拯救现代性危机、引领现代化顺利发展的关键是重塑和构建一种合理的主体性。也正是在这里,现代性危机及其拯救给哲学提出了根本性的任务和课题。如同现代性处在危机的境况中一样,近代以来哲学所处的境况也毫无二致。这是因为后者归根到底为前者所规定,不过是前者的理论映现和逻辑表达。因此,现代性危机不能不通过哲学形式表现出来,不能不表现为哲学危机。这种哲学危机主要表现在:主体性原则被绝对化、极端化,对作为世界之根本、本原或最高统一者的“存在”的追寻遭到实质性的废弃,与宗教母体疏离并愈益沦为科学和技术的附庸,被资本逻辑所浸染和支配,以及被政治和意识形态所遮蔽,成为物欲主义、功利主义和各种实用主义的工具,从而丧失了本应具有的信仰、批判和超越之维,特别是丧失了将人与世界、与“存在”紧密结合、合而为一的能力。由此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主体性原则及其主客二分模式的有限性愈益显露,以至被认为其作用已经过时甚至完全终结了。可以确定的是,当代哲学的发展无疑正在向“存在”之本体复归。然而,同样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承认主体性原则是现代化的本质规定和底蕴,那么,只要现代化过程尚未完结,主体性原则的历史作用也就不会终结。需要终结而且必然会终结的只能是主体性原则的绝对化而不会是主体性原则本身。尽管主体性的确立必然会伴随主体性原则的绝对化,但是,走向人与自然的重新和谐和统一,彻底消除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依然只能藉助和通过而不能超越或规避主体性本身这一必然环节。因此,或许可以说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扬弃主体性原则的绝对化,塑造和构建一种能够统摄和驾驭人自身需要和欲望的主体性,使人成为人自身需要和欲望的主体。这是当代哲学的使命和应然趋向,也是当代中国哲学家们的天职。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韩震教授:

重建理论自信心,重塑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批判力

  随着近几十年来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国家影响力得到大幅提升,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却存在减弱的趋向。马克思主义影响力的减弱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现实的社会原因,但归根结底是由于话语表达的滞后。马克思主义的魅力在于其对现实的革命的批判力量,因此,在新的形势和条件下,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力,首先必须重建理论自信心,重塑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锐利武器的现实批判力。

  可以从四个方面重塑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批判力:首先,要正视和回答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时代性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新科技革命以及信息技术背景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思考并且回答实践当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其次,必须立足于理论创新,在先进性上下功夫,着力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以世界意义和普遍性的品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应该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但是,既然是面向未来进步的事业,就应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就应该有普遍的参照价值。我们必须把理论上升到普遍意义,上升到普遍意义的理论才具有理想性,具有理想性的理论才具有社会规范力量和现实批判力量,才能引导历史前进的步伐。第三,要把批判性思维和现实批判重新纳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我们必须重申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批判的武器,必须认识到批判性思维对民族活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性。分析批判功能,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质、最珍贵的方法论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批判现存的东西即现实的批判。第四,必须在理论上彻底,我们的理论要经得起审视和讨论。唯物辩证法批判功能的彻底性在于,它在进行向外的批判时从不忘却对自身的批判。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把批判性思维引导到建设性批判上,而不是因外部的批判而导致破坏性的结果。最后,在话语权竞争的背景下,重塑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批判力,还要变革和完善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理论要发挥作用,就必须为人民群众所理解,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转变成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责任编辑:蒋正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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