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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建平:大国崛起领袖因素透析

2016-10-08 15:50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我有话说
2016-10-08 15:50:31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作者:责任编辑:张鑫

  原标题:大国崛起领袖因素透析

  作者: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武汉大学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阮建平

  大国的崛起是一个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地理位置、资源禀赋、文化传统和经济政治制度等因素外,领袖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在世界大国的崛起背后,人们往往都能看到一个个杰出领袖的身影。

  古往今来大国崛起的原因虽然不尽相同,但领袖的积极作用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共同因素

  处于成长阶段的国家,对“变革型领袖”的需求更强烈

  在大众政治日益普及的今天,关于领袖的作用似乎是个日渐淡化的话题。但面对组织化的集体竞争,无论是进行内部协调,还是应对外部竞争,或者说为了应对外部竞争而进行内部协调动员,领袖的作用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不可或缺的。

  国际竞争实际上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集体竞争。只要世界在地缘上仍然分为各个不同的政治实体,国家就是绝大多数人安全和福利的最主要保障。而资源的有限性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生存竞争依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在这种高度组织化的集体竞争中,国家的地位及其国民的安全和福利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组织效能。面对复杂的国内诉求和激烈的国际竞争,只有那些最能有效地动员和运用资源的国家才能最终胜出。古往今来大国崛起的原因虽然不尽相同,但领袖的积极作用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共同因素。

  美国著名的哲学社会学家詹姆斯·麦格留戈·伯恩斯通过对领袖现象的历史考察和社会心理分析,将领袖角色分为三种:“精神领袖”、“法定领袖”和“外权领袖”。一般来讲,“精神领袖”主要是缔造、诠释和演绎组织的价值、理念和追求,是组织的精神和灵魂。“法定领袖”拥有组织所赋予的对内控制的权威。“外权领袖”可以通过判断和决策影响组织的对外行为和发展方向。理想的领袖应该是集三者为一体的领袖。

  一般来讲,领袖应该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从而使他能够站在时代的前沿,超越大多数人的经验认识,洞察到未来的发展趋势。与普通大众相比,领袖不仅具有更大的权力和影响,还拥有更强烈的使命感。借助政治技巧、坚定意志和组织所赋予的权力,动员、组织和协调内部资源,实现组织目标。

  领袖作用的发挥方式,受政治制度、社会意识和民众认同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根据领袖与民众的关系,詹姆斯·麦格留戈·伯恩斯将领袖分为“变革型领袖”和“交易型领袖”。实际上,任何一位领袖可能同时兼具这两方面的特点,所不同的只是比例差异。处于成长阶段的国家,对“变革型领袖”的需求更强烈。而在发展已较成熟的国家,由于利益的多元化和相互制约,领导人更多地表现出“交易型”的特征来。在当今的很多发达国家,领袖个人的作用相对有限,但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实际上,由于政党竞争的日益劣质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短期行为盛行,使得社会渴望能有一位强有力的领导来有效地推行他们所关切的议程。对此,詹姆斯·麦格留戈·伯恩斯早在30多年就指出,西方一个最为普遍的渴望便是对强有力的富有创造性的领袖的渴求。

  国际竞争方式的演变,对一国领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对传统势力和习惯的阻碍,领袖的权威和坚定意志是确保成功转型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在近代以前,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依赖军事实力的话,那么进入近代之后,国家间的竞争更多依赖包括军事、科技、经济和政治在内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即使就军事竞争而言,也离不开科学技术和经济基础所提供的支撑。因此,亚当·斯密早在200多年前就指出,“在古代,富裕文明国家很难预防贫穷野蛮国家的侵略;在近代,贫穷野蛮国家很难防御富裕文明国家的主宰”。①

  国际竞争方式的演变,对国家领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从国力成长的更宽视角推进国家的发展。纵观世界历史,大国的崛起往往是一个由内而外的壮大过程,虽然它最终表现为对既有国际格局的打破,但在此之前,首先打破的是国内的传统秩序。一个大国之所以能够崛起,一个重要条件就是采取了一种新的经济和政治方式,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增加财富和进行社会动员。

  近代以来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依赖落后生产方式的国家很难崛起,内部四分五裂的国家也不可能崛起,只有那些采取新的方式进而能够动员更多资源和力量并有效协调内部矛盾的国家才可能最终崛起。在残酷的战争压力下,主要大国纷纷向现代国家形态转变,与传统国家相比,现代国家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就是建立起统一的政府和法律制度,确保国内秩序和安全,并为新的经济发展和更有效的政治动员创造有利条件。欧洲列强最初主要通过王朝战争和绝对君主制完成现代国家的初创。美国的崛起虽然没有经历过王权阶段,但面对独立战争后风雨飘摇的政治架构,以华盛顿为首的美国开国元勋们通过起草《联邦宪法》,初步确立起了美国的政体和联邦权威。到林肯时期,最终完成了国家的政治构建。第二个就是创立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和制度基础。按照熊彼特的话来说,就是解放人民,让他们工作和创造财富,然后对这些财富进行征税,用于国内福利和国家军事力量。

  这种转变意味着对传统社会结构、权力等级、思想观念和运行方式的巨大变革,因而也是充满矛盾和斗争的过程。尤其在初始阶段,大多数人依然停留在传统方式中,并未意识到转变的意义,甚至会对其进行抵制。面对传统势力和习惯的阻碍,领袖的权威和坚定意志是确保成功转型的必要条件。“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大国的崛起很少一蹴而就,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在每一个阶段,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不平衡发展是一种客观现象,但如果任由其长期积累而不解决,必然危及到未来的进一步发展,甚至崛起本身。因此,面对新的挑战,需要领袖人物及时作出恰当的战略决断来,才能延续国家崛起的进程。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实力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但资本的高度集中和垄断的空前发展,不仅危及到大批中小企业的生存和消费者利益,而且影响到政治分权制衡机制的运行。面对社会各界的日益不满,西奥多·罗斯福指出,公司的影响已是一种事实,制约它的唯一出路就是建立大政府和联邦法规。政府不应抵制工业化的集权影响,而应该驾驭它,使之服务于创建更伟大的国家统一和社会凝聚。②通过反垄断法的实施以及建立保护劳工权益等一系列立法,美国逐步缓解了此前积累的国内矛盾,维护了市场竞争和国内稳定,为二战后的最终崛起注入了新的动力。

  与英法等国相比,德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国领袖在其崛起过程中发挥了更加显著的作用。当英国和法国先后完成工业革命走向世界中心时,德国还处于四分五裂之中,俄罗斯仍然是一个落后的欧洲农业国,而日本还处于幕府割据状态。在主动或被动地认识到英法等国的先进之后,这些国家的精英领袖痛下决心,积极借助国家力量推动国家转型。在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复兴大潮中,“铁血宰相”俾斯麦运用娴熟的外交谋略和武力完成了德国的统一,结束了200多年的分裂状态。在此基础上,借助国家力量大力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当时,英国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就表示,德国的统一意味着欧洲均势将被彻底打破。事实上,在统一后短短的二十年时间里,德国的经济实力迅速赶超了传统大国英国和法国;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沙皇彼得一世隐姓埋名到西欧各国进行长达数年的考察,甚至不惜当海员、木匠和工人。回到国内后,彼得一世对俄罗斯传统社会提出了近乎执拗的改革方案;在被美国打开国门后,日本的涩泽荣一、大久保利通等精英领袖潜心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制度,并在日本身体力行地推行。这些精英领袖对加速其国家转型和崛起发挥了有目共睹的重要作用。

  后发国家的崛起更需杰出领袖的权威保障

  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就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朽的历史阶段

  与传统大国的崛起不同,后发国家的崛起既面临着“弯道赶超”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完成国家转型和应对既有大国竞争的双重挑战。及时地把握历史机遇、成功应对挑战,是后发国家崛起的关键。

  美国比较政治学代表人物阿尔蒙德发现,大多数发达国家是经过平均250多年发展才达到今天成熟稳定的程度。而对于大多数在二战后才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却面临着,“在建立起有效的中央决策机构和形成促进民主参政的组织之前,就受到了要求为民主参与决策开放渠道的压力;在具备生产福利的能力之前,也受到了要求分配物质福利的压力”。③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一些国家甚至连现代民族国家的塑造尚未完成,更谈不上形成发展现代经济和进行有效治理的能力。

  与发达国家相比,后发国家无论经济基础、文化教育水平、制度建设,还是普通大众的现代意识和行为习惯等方面,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差距。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总结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经验和教训时指出,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就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朽的历史阶段。要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这些国家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而强大政府的构建和维持依赖强大政党的缔造和巩固。

  因此,面对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重任和既有大国的竞争压力,后发国家的崛起更需杰出领袖的权威保障。事实上,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实现现代化的成功典范,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是在威权领袖治理下实现的。

  杰出领袖的权威有助于确保国家的稳定转型。面对总体较低的经济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地区状况和多样化的内部诉求,没有足够的领袖权威,不仅难以确保内部稳定和秩序,也难以制定和执行有效的发展战略。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陷入停滞与动荡的泥潭,就在于缺乏一个有足够威望的领袖及其领导下的政府,以平衡不同个人、群体和地区的诉求。

  杰出领袖的权威有助于集中资源实现跨越式赶超。面对既有大国的竞争压力,后发国家存在诸多不利因素。如果亦步亦趋追随那些大国的步伐,其结果将是步步落后。唯有借助国家的力量,集中资源办大事,抓住历史机遇,首先在关键领域实现优先赶超,再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才能实现全面赶超。

  中国的崛起面临着国家转型和既有大国竞争的多重压力

  需要权威的领袖及其领导下的政党和政府,克服社会分歧,确保稳定转型,并有效动员和集中社会资源,抓住机遇,实现赶超

  目前的中国正处在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170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这一梦想进行了不懈努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取得了非凡的成绩。

  “中国梦”的提出,表明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的发展,现在比过去170多年里的任何时候更接近于实现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但与此同时,历史积累和现实产生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也在空前激化。同其他后发国家一样,中国的崛起也面临着国家转型和既有大国竞争的双重压力。因此,依然需要权威的领袖及其领导下的政党和政府,克服社会分歧,确保稳定转型,并有效动员和集中社会资源,抓住机遇,实现赶超。

  在现代西方国家,由于制度比较成熟健全,政党功能逐渐退化为选举工具,领袖的主要工作是进行交易和协调。在中国,共产党承担着领导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任。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权威领袖在破除积弊陋习、倡导新风、凝聚人心、确保稳定转型方面能够发挥重大作用。

  伯恩斯发现,变革型领袖除了主导战略决策和组织协调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作用就是提供道德领导。这种道德领导不仅在于领袖本身在言行上符合公认的道德要求,更在于以一种符合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方式唤起国民对其雄心和目标的认同。在当前的中国,领袖身上这种源自于强烈国家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雄心和目标,不仅有助于激起民众的政治热情,凝聚共识,缓解转型过程的分歧和矛盾,还有助于维系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弥补转型时期的制度空白。

  从实践来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国家伟力之最深厚根源在于人民。大国的崛起最终取决于能否建立起一种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民众积极性的机制。面对日益复杂的挑战和不断多元化的利益诉求,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但如果缺乏成熟的参与习惯和健全的制度渠道,民众被激发起来的政治能量难以得到有序释放,反而会导致动荡。因此,亨廷顿强调,只有协调好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参与的关系,才能够实现成功的现代化转型。在当前中国,由于法律和制度的滞后,民众和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有限,政治意识和参与习惯还不成熟,必须借助领袖和政府的权威有序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任何一种机制的有效运行,都需要与之相应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无论是在其初始启动阶段,还是后来的长期运行中,领袖的率先垂范都将产生不可替代的示范效应。

[责任编辑: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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