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掌握的几重关系
事实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型在本世纪初以人为本、五个统筹发展、和谐社会建设等理念指导下已经悄然启动。只是由于我们一些地方与部门习惯于末端治理型的工业化增长模式路径依赖，加上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和需要一个时间来构建这种转型发展的顶层设计思路以及体制机制转变，因而使得我们在由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人、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乃至以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为中心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行动迟滞与矛盾积重的情况。由经济全面发展向人的全面发展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转型，在改革发展的方向上和前30年改革开放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更幸福，国家更强大；在经济社会发展路径模式上是突变或“质变”的，即由过分倚重与攀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发展模式转向人、经济、社会、生态整体协调发展；在转型发展采取的政策、措施、产业结构转换等换挡衔接上应是“渐进”的（这种渐进应包括对本世纪初以来关于以人为本发展观提出后的一系列理论认知与体制机制上的渐进式转变）。而人的全面发展既是实现人、经济、社会、生态和谐发展的核心目标，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最根本手段。我们务必认识并掌握好这些关系。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发展转型是一次系统性的经济社会发展转型与体制机制深化改革变迁，包括发展价值理念转型，政府工作重心与服务职能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分配模式转型，教育体制与人才培养模式转型，资源配置导向转型，生态保护与土地规划导向转型等等。所有这些发展转型都要围绕人的全面发展和以人民福祉为中心而展开。因为，只有人的全面发展才是解决目前我国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生态等经济社会发展系统性矛盾进而实现发展转型的最有效手段。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深化改革在体制机制设计上分为“人是目的”（把人自身的幸福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当作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与“人是手段”（把确立正确的价值观、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当作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根本性手段）两大方面，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教育体制、资源管理制度、创新创业政策、社会保障体系、新型城镇化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等，所有的体制机制设计均应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通过充分调动与保护人的积极性与创新精神，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升级和为人民谋幸福的社会主义道路总目标。
诚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必然的基础发展阶段，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全面发展达到一定基础与发展环境下的新的发展目标与发展要求，两者具有发展阶段的延续性，又具有发展目标的转折性与质变性，并进一步凸显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求。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公有制经济基础和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后，无论在经济基础还是在上层建筑方面都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只有抓住人的全面发展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这个战略中心，才能够把包括经济全面发展在内的各个方面的新常态发展真正提高到一个新的转型发展阶段，并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协调起来。当然，由于发展战略阶段衔接与国内外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原因，现阶段我国实施人的全面发展战略的其中一个重点内容还是在经济发展战略转型上，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人和人民福祉置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核心目标地位。并且，只有实现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新型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才能够使得人－经济－社会—生态之间实现全面的良性发展、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同样是一个具有层次与结构、优先与序后的系统发展过程。当前我们会较多地把人的全面发展与构筑优良的经济发展基础与经济社会生态整体协调发展结合起来，通过充分调动人的积极创新精神、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显然，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初期仍然会具有很多不完备性，并且会受到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复杂影响。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发展转型后（由于有限理性与有限信息仍然会影响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进程），再经过几十年的持续转型发展，中国将会进入“人的科学发展”时期，以继续修正一些不合理的人类偏好决策与发展因素，并最终进入“人的自由发展”时期。
人的全面发展并基于中国自己的文化、制度与国情特色，定然是现实与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必由、必经、必胜之路。把人从物的禁锢（货币拜物教、GDP拜物教）中解放出来，通过对收入分配、生态保护、创新鼓励、产业结构转换、政府善治等一系列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以重塑人们的发展心理与发展价值观，充分调动人的积极创新精神。只有把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福祉置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首位，才能取得天人、物我、群己之间更加自由、稳定、和谐、共享的可持续创新发展，才是我国这场由深化改革推动的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真正战略目标与发展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