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于绵密中见宏通

2017-01-09 09:4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我有话说
2017-01-09 09:46:10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责任编辑:李澍

  作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乔治忠

  2016年,中国古代史研究大体上衔接了前几年的研究模式,选题进一步细化,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学术史的梳理和总结继续推进,不同意见的论辩和宏观贯通性研究呈现蓄势待发的特征。这都为中国古代史的学术发展预示了良好前景。

  以拓宽与细化为重要特点

  历史学内容丰硕,课题浩瀚,便于学者各自选取独特的专题,从事窄而深的研究,做他人不易置喙的探讨,因而“专家”多而“通家”寡。2016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选题丰富,以题目的拓宽和探索的细化为重要特点。各专题和时段的研究均有新的开发或深化,例如,结合《山海经》探索上古“天的观念”及其变化,结合甲骨学资料研究先秦宗教信息。又如汉代的封爵问题、汉墓画像系统与《参同契》互证的文化解读、北魏建国与谶纬学说的关系、隋唐法律制度的区别、宋代皇朝的疆土观念、元代军制的具体考述、明代大规模移民、清入关前的文化体系、清代继嗣制度等,不同视角和视点接踵而出。这些研究看似细碎支离,但皆有助于断代史、民族史、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等领域的学科建设。弥补空缺,积沙成塔,有功无过,对新史料的开发和运用也融会其中。

  近年来兴起的中国环境史研究继续前进,并与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理论及成果形成互动、互补,学术研究进一步深化,提出了运用诗歌、文艺作品及其他资料的理念。这是专门史发育成长、蔚为大观的实例之一。许多专门史研究在充分发展后,都有从其专业角度考察历史的趋向,例如,从文化史角度研究历史动因,从制度视角考察历史变动,从社会史角度解析历史面貌等。

  在现实需求的推动下,边疆区域史、边疆民族史研究逐步深入。古代舆图研究也多有成果,明清时期东部和南部海域的地图研究是2016年引人关注的课题。多种课题的开拓和研究的深化,不断积累着宝贵的具体成果。在一定阶段,史学界需要对这些成果进行综合梳理、系统整合,促成历史研究整体的更新,不能也不会总是碎金满地、长久铸不成一尊洪钟。

  学术史梳理推动史学发展

  学术史的梳理和总结,是历史研究的必备功课,更是推动学科发展的不二法门。每逢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年份,学术史的总结活动便会大力展开,许多问题得以清理,有助于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在一般年份,学术史总结并未消逝,而是采取多种方式。例如,《中国史研究动态》等刊物对上一年各个专门史、断代史的研究状况予以总结,提供的学术信息弥足珍贵,参考价值颇高,这已经形成惯例。

  历史学者随机撰写的学术史总结,范围大小有别,专题或宽或窄,大部分有为而发。对一些重要史学著作的书评,均有学术总结的特色,问题在于如何提倡学术的公允与兼指得失,为读者提供更有意义的启发,促进相关研究的深入发展,而不应一味赞扬。除《中国史研究动态》等刊物全面性的年度总结外,许多学术讨论会也以史学研究状况的总结为宗旨,例如关于日本研究中国历史状况的学术研讨会,可以起到他山之石的有益作用。历史学者的讲座活动是史学研究的一个侧面,对以往相关成果的总结和评议往往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通过各种媒体的传布,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不可小觑。2016年,出现了较具特色的历史学总结之文,例如,对西藏历史和史前史研究状况的总结,具有推动边疆史地研究的作用。

  史学研究状况的总结,需要进一步推动和深入,特别是具有史学史学科特色的总结,强化学术性,与史学长期发展的来龙去脉相联系而予以评论,是中国古代史学术研究所急需。

  会通性研究蓄势待发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近年存在颇多意见分歧,有些观点之间抵牾冲突。对一些史料文献的评价和辨识,更有着或坚认其真实、或指斥为作伪的不相容见解,甚至对一些原已被学界确认为伪书的文献出现了新争议。可见,古文献的辨伪存真仍然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焦点之一。

  2016年,史学论辩有所进展,特别是对“新清史”的批评,呈现出理论性辩争与具体史实考订相结合的状态,即不仅争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等理念问题,而且考辨各方论证中的史料依据是否确切合宜。这项论辩同样激发了历史研究的新探索,一些原先鲜为人关注的概念、命题和历史问题进入研讨的视野,例如,什么是“中国”?“中国”的概念含义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如何评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涉及诸多历史理论观念,充分的学术讨论有助于使古代中国的画面和发展的影像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

  历史研究若干年来的主要倾向,曾被指责为“碎片化”,即轻视了宏观研究和理论性探讨。2016年,宏观历史研究和理论探讨颇有起色,对历史学发展新路径的设想也多有抒发,例如关于“公众史学”理念和实践的探讨,具有一定影响。关于互联网时代的史学新模式、新方法,史学界也有系统性的论述,具有引领新潮流的意义。在史学界,要求中国古代史研究应当中外会通、古今会通,以及要求放宽文史研究的视野等呼声,络绎不绝。这反映出中国古代史的宏观研究和理论性建设,正在日益细化和拓展的微观研究基础上蓄势待发,将会出现具体研究和理论性探索并行不悖、共同兴盛的局面。

[责任编辑:李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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