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陶希东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产业虚拟化的发展，全球城市成为当今人类生存、发展的新型空间单元。但与此同时，在全球社会大流动、利益关系网络化以及边界效应不断弱化的情况下，人口、资本、岗位、服务、管理、科技等要素快速积聚的过程中，致使全球城市也产生了大量复杂而棘手的社会问题。早年发生的美国纽约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近期出现的英国成功脱欧、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获得较高民意支持的西方新动向，充分表明全球城市在争抢全球经济制高点的过程，并不是全球城市顺利融入全球化、进而创造最具包容性都市社会的自动程序，社会治理面临巨大挑战。
充分结合我国国情，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全球城市的教训，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并重、社会包容与经济包容并行、经济治理与社会治理并举，才是我国全球城市不断提升经济社会引领示范功能、发挥资源全球化配置作用的根本之道。
一、西方全球城市的社会治理面临着两大困境
综观世界上几大著名全球城市的社会发展现实来看，当前制约其社会治理创新进程中存在着两大困境：
一是，早期移民或本地居民出现明显的反体制、反精英思想和反全球化行为。一般而言，精英主义和多元主义是一个国家或城市经常采取的两种主要治理方式，而在利益分配相对比较公平、社会福利普遍增加的时候，大多数人比较默认和支持精英主义的统治，而当社会差距过大、社会福利紧张的状态下，多元主义思想兴起，处于社会低层的民众纷纷对精英治理表示怀疑或反对。这为全球城市的包容治理以及共享社会的建设带来了潜在的影响。
二是，以收入差距为核心的社会不平等，成为全球城市社会包容治理的关键因素。在自由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下，包括收入、种族、贫困、社会福利等在内的社会不平等，是发达国家面临的一个常态化问题，由来已久，但可惜的是，这种不平等状态，尤其是在收入方面，并没有因为他们较高的人均GDP或高人类发展指数而减小，而是出现不断加大的趋势，如根据美国中文网的报道，2009年占纽约市人口5%的最高收入层中位数为85.7万元；这批人的总收入相当于60%底层总收入的两倍；占人口20%的最高收入层总收入是20%最低收入层总收入的42倍。纽约州收入差距超过其它任何州。2014年曼哈顿的基尼系数是0.60，21.4%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46%的人生活贫困或近乎贫困。社会收入的两极化和中产阶级的不断萎缩，成为引发西方全球城市社会冲突与矛盾的根源所在。
二、我国全球城市破解社会治理难题的五大战略选择
由于经济发展程度、思想文化基础、政治制度、治理方式等方面的根本性差异，这就要求我们合理评估和认识发展中的国情市情，从实际需要和可能出发，既要反思吸收发达全球城市的教训，更要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依靠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积极建构符合我国特大城市特点的社会治理新战略，逐步化解经济发展中的难题和社会问题，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包容性全球城市社会。
一是，经济结构优化与质量升级战略。近年来的西方全球城市社会运动以及近期的英国脱欧再次说明邓小平总设计师“发展是硬道理”这一著名论断的极端重要性，没有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社会治理创新，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甚至是空中楼阁。因此，顺应世界经济转型发展、创新发展的大趋势，实体化与虚拟化并重、制造业与服务业并行、高端化和中低端同步，不断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始终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有质量的发展，为更多的人创造和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岗位，理应成为我国全球城市创新社会治理的根基和核心战略。
二是，社会体制创新与改革战略。从制度意义上说，当前我国的社会治理创新，实际上就是继经济市场化改革成功经验基础上的社会建设与社会体制新改革，即学习经济市场化改革中处理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的经验，加大社会体制的重建再造，妥善处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关系，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同步性。其中，关键在于政府需要加大向社会组织、社区、群团组织、社会民众的赋权力度，扩大社会生存、发育、发展的空间，真正让社会力量实质性地参与到国家建设、城市治理的进程中来；积极搭建基层社会共治自治的制度框架，依靠社区社会组织、草根力量来治理一定范围的公共事务。
三是，社会服务供给侧改革战略。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我国新常态发展时期的核心任务这一。而当今，由于外来人口的不断积聚，特大城市有限的公共服务能力，成为社会治理迫切加以解决的一大问题。因此，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应用到社会治理领域之中，同样紧迫、同样有效。具体而言，就是要创新传统的以政府为主、大包大揽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通过政府服务外包、特许经营、公私合作等形式，扩大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的供给渠道，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规模、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更好地满足多层次、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为所有市民创造公平、均等地享有共公共服务、获得体面生活的机会。
四是，社会资源或财富的再分配与共享发展战略。世界城市的经验与教训表明，当一个全球城市的财富分配、收入分配走向巨大的不平等，进而使得原有的中产阶级出现失势或萎缩的时候，城市就会充满着不稳定、冲突剧增的潜在风险，甚至带来极其严重的社会骚乱。从这一视角来看，我国的全球城市治理要做好两点：其一，充分发挥全球城市政府具有的政策再分配权限，破除传统的按照行政等级、以户籍人口为依据的资源配置模式，进而实施按城市常住人口为依据的公平资源配置新模式，消除有限空间范围内的多元不平等格局，开创并实现区际、城乡之间一体化、协调均衡发展的新局面。其二，加大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稳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让更多的人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构筑“橄榄型”社会收入结构，促进社会整体公平，从根本上维护社会运行的安定、和谐与稳定。
五是，社会价值重建与共享包容性战略。根据伦敦、纽约等全球城市的社会结构来看，真正的全球城市社会治理，就是如何对一个文化极具多样化的全球民众汇合之地，在实现多样性文化认同、平等交流互动、价值理念重建的基础上，发挥多样性的优势，打造成一个新的文化熔炉、创新之源、包容之所。因此，我们在严格控制城市规模的政策导向下，建议政府顺应经济转型发展和创新城市建设的需要，树立更加开放、包容的文化理念以及勤奋、善良、参与、交流的社会价值理念，引进多元化、有潜力的中小企业、资本和各类人才或劳动者，让多阶层、多文化、多信仰的全球民众和谐共存、互通有无，共创、共建、共享城市的伟大创新文明。
（国家社科一般项目“全球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模式与中国经验分析研究”的核心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