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过去的实践中，我们还取得了下列经验教训：
①环境标准应该现实可行。由于照搬发达国家过高的环境标准，产生了诸多实际执行过程中的不适和问题。
②各项政策措施应该协调一致。很多有着良好初衷的政策由于其他政策的削弱或抵消作用而失去应有的效力。我国实行排污收费已有十多年历史，最初的目的是对污染企业 有所调控，更主要的是为了筹集污染治理资金。因收费对象主要是国营企业，收费计入生产成本，因而收费大多是从企业向上级缴纳的税利中等量核减，而且排污费中有80％返还给了企业，所以企业曾经一度愿意缴纳排污费，甚至希望环境管理部门多收一点。另一个例证是，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关于鼓励生产低排量微型汽车的条款，却受到很多城市实行的限制低排量汽车行驶的交通规定的冲击。
③环境政策往往需要系统配套。环境问题通常不是某一时间、单一事件的结果而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因此，单项政策措施常常不能完满地解决问题。从现状来看，一方面，经济决策忽视环境保护的倾向依然存在，以牺牲环境来迁就眼前和局部利益的事例屡见不鲜；另一方面，环境政策也存在与经济发展结合不够的问题。工业污染控制措施治标多于治本，其原因在于决策论证不充分，重大经济政策措施出台前往往缺少对环境影响的评估，而出台环境政策措施前缺少经济分析评估。
可持续发展必需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对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区域和城市规划等宏观性的重大经济社会行为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要通过实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综合性经济政策，在宏观经济发展的源头，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控制在可能的“最低”程度上。
（3）实施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控制
就生产和消费而言，生产包括生产方向的确定、生产方式的选择、企业的生产过程等。消费包括消费方式的选择、消费结构、产品进入消费领域时产生环境污染的潜在性、消费过程的环境保护方式选择等。生产方向的确定、生产方式的选择与产业结构、产业组织有关。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在工业化过程中不可能像新加坡、新西兰等国家那样，过多地选择污染程度小的产业发展，而要保持工业体系的相对完整。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冶金、化工、电力、建材、轻工等污染行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规模小、布局分散的特点，不仅各地区的地域优势难以发挥，而且影响了经济质量的提高，加重了单位产值的污染产生量。另外，也使国家难以实行有利于重点行业环境保护的适度倾斜的区域产业政策，从而影响了环境保护的规模效益。
企业的全过程控制主要表现为建立全面的环境管理体系和推进清洁生产。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如果将环境标准与环境管理的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中的一种或者多种手段配套使用，使企业无法仅靠末端治理来解决问题，或者末端治理的成本高于实行清洁生产和采用环境无害化技术的成本，或者通过实行清洁生产弥补的企业管理、技术和工艺漏洞，使企业获取的收益高于清洁生产的投入时，清洁生产就会成为一种企业的自觉行为。
消费方式、消费结构直接影响着生产领域。消费带动生产，抑制消费也会抑制经济发展，但消费水平必须与环境资源基础相一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过度消费和不合理的消费结构都会通过生产规模的扩大，影响到环境资源基础。目前，发达国家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已对全球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消费领域的不公平现象突出，直接影响到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全球的实施。
（4）污染防治与资源、生态系统保护并重，强化大环境保护的观念
自然资源及其生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如果说环境污染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问题，那么自然生态环境问题，诸如自然资源破坏与耗竭、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则是直接关系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因此，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环境保护一定要强调大环境保护的观念，将自然资源生态系统的保护与污染控制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把握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进程。这一点，对我国这样一个自然生态环境脆弱的人口大国而言，显得尤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