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研究应重视“关系主义”分析

2017-02-09 09:4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我有话说
2017-02-09 09:46:01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责任编辑:李贝

  作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曹德军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间联系的网络化趋势日益凸显,“关系连带”正成为与“实体资源”一样重要的分析单位。西方学界对关系连带的研究由来已久,从玛格利特·凯克(Margaret Kecky)与凯瑟琳·辛金克(Kathryn Sikkink)用“跨国”倡议网络解释国际规范的传播机制,到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与约瑟夫·奈(Joseph Nye)以“复合相互依赖”剖析跨国网络治理,到米尔斯·卡勒(Miles Kahler)围绕探讨人权规范、恐怖主义、安全治理等议题的网络化,再到齐韦·毛兹(Zeev Maoz)将国际关系史构想成为一系列的网络演化,由此国际关系的分析视角开始跳出传统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模式,关注其网络性、关系性特质。对关系主义而言,任何一个游离于互动“场域”之外的国家只能面临孤立、边缘、落后甚至消亡的命运。

  全球化时代的“关系”缘何重要?

  首先,外交关系网络越大,其蕴含的潜在资源就越多,也越有助于国家获得外部支持。资源不但可以被个体占有,而且也嵌入社会关系之中,通过关系网络可以摄取。关系规模越大意味着国家的外交资源越丰富,越有可能争取国际支持。那些盟友规模与伙伴数量比较多的国家可以通过保持密集、重叠的关系网络,来获取差异化资源和竞争机会。无论是强联系还是弱联系,国家拥有的关系数量越多,表明其在国际体系中越处于有利的位置。换言之,外交网络发挥着资源配置的作用,国家可以通过与其他国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获取稀缺资源。

  其次,与伙伴、邻国间的关系强度越强,越有利于实现周边外交战略。如果说正式联盟属于“强关系”,需要情感支持与价值认同,那么伙伴关系则相对分散与非正式,属于“弱关系”,更有利于信息与资源的灵活流动。基于关系距离的远近不同,行动的塑造力就不同,在熟人关系圈内,人际交往的最高指导原则是“和为贵”,个人必须尽力和熟人保持和谐、良好的关系。投射到国际关系中,最好的世界秩序是“四海一家,天下大同”。此外,对外网络可以获取多样化的信息与资源,有助于降低不确定性,规避国际风险。

  再次,越占据网络中心的位置,越有利于争取国际支持。关系管理有助于约束自己、制约对手,也能转移压力、分摊成本,扩大自身在国际议程设置与危机事件解决中的分量。通过研究外交关系的“中心度”可以综合评估一国在全球网络中的地位与实力。换言之,竞争优势不仅是实力优势,更是关系优势。例如,19世纪的大英帝国依靠遍布世界各地的殖民体系、东印度公司商贸网络、海外军事基地支撑起“日不落帝国”的辉煌;美国全球地位不仅源于其自身优越的实体性资源(如GDP、科技、教育、工业体系、先进制度等),也在于与外部世界长期维持的广泛的支持性网络,特别是盘根错节的全球军事部署与联盟体系。纵观一些重大国际行动中,盟友都以政治表态、派遣军队、后勤补给、情报共享、经费分担等多种形式给予美国有力支持。

  中国外交转型的关系性因子

  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不仅需要正确评估自身实力,更应学会审视自身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当前,中国更加强调主动塑造外部环境,外交转型体现出三大特点。

  首先,更加主动塑造与构建全球网络。中国将独具特色的“结伴不结盟”作为外交的长期战略。2014年11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此外,文化交流、城市外交与经济贸易网络也不断扩展,无数关系和节点交织而成的外交关系网络构成了中国崛起的场域。中国的崛起进程就是一段不断融入世界、与外部联系网络日益扩大的历史。

  其次,从强调内部积累到注重外部联结。当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后,中国外交更需寻求将实力积累转化为“外部影响”,以更好参与和建设新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比如,亚投行、“一带一路”的提出和启动,既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自身调整有关,亦在于满足外部发展需求。中国唯有通过培育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惠”才有可能寻得下一阶段可持续的发展空间。

  再次,构建互联互通的外交关系格局。在不结盟大原则下,中国近年来努力构建差序化的“伙伴关系”网络体系。中国的“伙伴关系”体系并不是强制性的权利和义务的交换,而是一个双边和多边关系发展的平台,因此更具有“聚和效应”,更有助于以开放、灵活、非强制性特点争取大部分国家的认可与支持。

  具有中国特色的“关系理论”

  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关系主义理论研究取得重要突破。以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台湾大学石之瑜教授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积极发掘本土思想资源,将儒家文化的核心概念“关系”抽取出来,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

  首先,微观层次的关系主义关注二人群体中的互惠均衡。石之瑜曾明确指出自己的理论属于“儒家互惠的双边主义”。他认为,相比多边关系来说,双边关系中积极情绪更容易渗透到个人层次。外交关系嵌入的二元结构中,双方坚持自我克制与角色规范,使得双方更容易形成肯定性关系,而不是防卫性关系;肯定性关系更有助于形成积极情绪。本土心理学也认为“关系”管理可以通过给予他人恩惠、改善与他人的感情、发展共同兴趣及表示关心及给予支持等展开。这种“关系”具有双边互惠的感情成分和工具成分。

  其次,宏观层次的关系主义注重群体文化的建构。秦亚青较早意识到,西方话语下的零和冲突逻辑无法解释中国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实践。唯有回到儒家关系主义方可理解中国。在儒家哲学看来,个体的存在是不完整的,没有与他人的连带,个体便失去了意义。这种人际“关系性”思想,也渗透到中国外交中。当前中国在亚洲以“亲、诚、惠、容”方针与周边大部分国家维持良好关系,就是培育关系资本的外交努力。

  关系主义分析的前景与挑战

  “关系主义”分析已经打开了新的理论想象空间。世界秩序不可能只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一种形式。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想象也必须跳出西方单一的思维逻辑,观照东方智慧实属必要。当前,在全球治理危机、亚洲崛起、西方自由主义秩序混乱的背景下,以“关系”为视角将世界视为一个情理兼顾的网络就是一种创新思维。当然,中国学者的关系主义理论要摒弃两种偏向。

  一种是将中国社会中的关系现象特殊化,无视中西理解的差异。提炼自中国的“关系”(guanxi)与西方的“关系”(relations)在起点上就是存有差异的。前者产生于“家本位”社会,人与人之间都是“亲属/类亲属”关系的推广,在这种长期封闭的熟人关系网络中,人们之间的连带天然就是“强连接”。但是,西方语境下的“关系”仅仅指两个行为节点之间的交合、互动与接触状态,与纽带(ties)、关联(linkages)和联结(nexus/contacts)同义,它来自于相互陌生的第一次相遇,以及彼此意图不明的生存机会竞争。儒家的“关系”与数千年的中国农业文明联系,更具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性,使其乐观地强调了关系的和谐效应,掩盖了关系背后的利益冲突。

  另一种偏向是将关系概念泛化,忽视关系的具体分类。在现实中,关系分类有助于明确利益边界。在国际关系中分清敌友关系、利害关系是政策制定的基本需要。军事联盟、战争冲突、国际合作、经济贸易中都包含着无数的关系,甚至权力关系、从属关系、友好关系、敌对关系都可以说是关系的具体形态,如此“关系”似乎包含了一切,但这些“关系”是如何运作的呢?显然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模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进行精细化分类。对于一个充满创造力的分析范式而言,关系主义范式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积极借鉴各种研究方法来进一步细化“关系”机制。

[责任编辑:李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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