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思想中的法律治世观

2017-02-10 09:30 来源:人民法院报  我有话说
2017-02-10 09:30:36来源:人民法院报作者:责任编辑:秦超

  作者:康民德

  理学作为历史上的经世学术派别,由北宋中期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程颢、程颐简称二程)创立,基础传承于子思、孟子一派的心性儒学。至北宋后期,由于金人铁骑侵扰中原,中华文化的重心亦移至南方,儒、佛、道等多种形态的文化聚集于闽浙赣一代,朱熹作为儒学孔门之后的引领中华主体文化的又一人,延续“北宋五子”特别是二程理学思维,以儒学为主干,融合佛道之学,建立起更加完备、严密的新儒学(理学)思想体系,理学学说被后世并称“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思想中贯穿的法律治世观折射出的思想和真知亦值得今人深层萃取并深度品咂。

  依循天理的自然法思想

  天理,被中国传统哲学视为宇宙间绝对真理。《河南程氏遗书》中二程云:“天者,理也”,“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虽“天理”之说在二程前即已出现,但如程颢所言:“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二程强调三纲五常都源于天理,并从宇宙论角度论证天理的合理性及其永恒性,他们认为君子观《履》卦,是为了区分富贵贫贱,使之各安其位,不许僭越,有了此种认知,才能谈得治世理国,父慈、子孝、君仁、臣敬就是各安其位的表现,每一个人都应当遵守各自的行为准则。从制度与法律的视角理解,也就是从社会群体的自我意识中强调一种自然秩序性和稳定性,社会每一个个体各有其所,得其所为安,失其所则悖,此即为天理。

  朱熹的法律治世观同样理解万物起源于太极,万事万物都是天理的体现,认为人间的人伦、礼制、国法都是天理的反映,先有此理,再有国法,因而他的见解也具有了哲理化的自然法思想。在其《论语集注》和《朱子语类》中均表达了“天即理也”,“天之所以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为天”,“循理而行,便是天”。值得肯定的是,朱熹还从儒家的“穷究通变,著于大易;损益可知,见于论语”的观点出发,进而认为法律应该因事制宜,随着时代和客观环境的变化而相应地做出调整。朱熹还将孟子“性善说”中提出的“良知”“本心”归纳到了“理”的范畴之内,认为“人性”是“理”的一部分,是“理”的人格化,“理”是先于“人性”而存在的。之所以“人性本善”是由于“理”的存在。但是,“理”又是独立于“人性”而存在的客体,体现出了他的理学思想的进步性,与今天我们所倡导的“良法善治”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遵守德教的礼刑思想

  礼法并用,德主刑辅始终是儒家的传统理念主张,在孔子的认识中,明德、礼教在治世中的作用远远超过了法治、刑罚的作用,治国应以德、礼为先。孟子也注重“以德服人”,强调礼义教化,仁政治世。至二程则提出“圣王为治,修刑罚以齐众,明教化以善俗。刑罚立则教化行矣,教化行而刑措矣。虽曰尚德而不尚刑,岂顾偏废哉!”在《周易程氏传》中曰:“知天下之恶不可以力制也,则察其机,持其要,绝塞其本原,故不假刑法严峻而自制也。”对民施以德礼教化,可以民心向善,刑罚则难达此功效,只为禁人为恶。从礼教为先出发,二程主张依靠教化消弭民众的“邪欲之心”,让人们“修具孝悌、忠信、周旋礼乐”,“一以道德、仁义教养之”。至朱熹则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关于礼刑关系的思想,他在《四书集注》中提出:愚谓政者,为治止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始终,虽不可偏废,然刑政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朱熹认为,法度禁令只能“制其外”,而“道德齐礼”却可格其心,不懈加强礼义教化,“不待黜陟刑罚一一加于其身,而礼义之风,廉耻之俗已丕变矣”。朱熹的德礼政刑说在儒家德主刑辅基础上作了更为深入细致的剖析阐释,理论观点更为缜密鲜明。

  立足民利的义理思想

  儒家经典《周礼》中提出“保息养民”的六项措施,即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根本目的在于使民众生活富足,然后施之以教,使人民遵守道德礼义。把保障民利作为施教的前提和基础,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强调利民、富民、保民、爱民,体察和顺应民心的向背,这是儒家民利思想的特征。程朱理学更多从人民立足之本的农业生产领域强调恤民并给予民利,二程忠告统治阶级不可竭泽而渔,贪得无厌,极力主张“轻徭薄赋”,“今首当世之务者,必曰所先者,宽赋役也,劝农桑也,实仓廪也,备灾害也”,劝将“浮民”“游手”驱之归农,使之在田地间勤于劳作,不致使其成为国家的负担,且能在给其带来利益的同时向国家缴纳赋税。二程主张宽厚民力,其所当朝“府吏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则未免大患”,国家应确定统一的民役标准,防止地方各行其是,擅自征发,造成民患,并赞同王安石变差役法为募役法。朱熹明确提出“尝谓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他为此提出了多项恤民举措,此如为防止土地兼并,主张清丈土地,按家庭人口数占有耕种土地,并揭露豪强大姓“包并农田”,贫民土地由此被兼并,仍要缴纳无业之税,贻害民利。朱熹在其《劝农文》中提出“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农,此自然之理也。若夫农之为务,用力勤,趋事速者所得多,不用力、不及时者所得少,此亦自然之理也”,并极力主张兴修农田水利,奖励开荒耕种。朱熹反对横征暴敛,主张减轻税负,在《朱子语类》中谈道“今日有一事最不好,州县多取于民,监司知之当禁止,却要分一分,此是何义理”,将民利提升到义理层面,对时弊、法弊从义与利视角作了深入阐述,也对儒家学说的“义利观”作了延展思辨,理学之“义”即为道德礼义,理学之“利”则为国家民生利益,更多为天理公利,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西方法律文化传统中的“义”更多地归之以道德义务,相较而言却是更为注重和强调权利;中华传统文化中并无西方文化意义中所谓“权利”的范畴概念,“利”则有着更切实的含义,义、利作为古今中外法律的内在价值,其内含蕴意也在一定层面决定了中国古代法与西方法的根本差异。

[责任编辑: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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