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自信是道路自信的总结和提升。理论源自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理论自信论证了道路自信的合理性、制度自信的合法性和文化自信的科学性。只有坚持理论自信，才会有坚定的政治信念，才会不断强化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明确了道路的本质规定、价值目标和任务要求，为道路的拓展和制度的完善及文化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制度自信是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强化和固化。把在正确理论指导下不断完善、在实践中反复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加以固化，就上升为制度，制度具有根本性、强制性、稳定性、系统性等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壮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没有标准的模板可以沿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我们党以巨大的实践智慧和勇气，通过不懈的实践探索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将其总结提升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进而将这些规律性的内容制度化、体系化、规范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升为一种制度。
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升华和内化。道路、理论、制度经过不断巩固、强化，内化和渗透于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则升华为文化。只有坚持文化自信，才会有对道路、理论、制度发自内心和心悦诚服的自信，只有文化自觉，才会有对道路、理论、制度清醒理智的把握和践行。“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源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源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
三、从实践上看，“四个自信”有机联系内在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共同的哲学基础。“四个自信”都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自身的理论基础，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也是“四个自信”相互贯通、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哲学基础。
共同的实践依据。“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形成、发展的动力源泉，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的发展推动着党的每一次理论的重大突破、每一次制度的重大变革和每一次文化的重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既适合中国国情和人民需要，又切合时代特征和世界潮流。
共同的目标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及文化都指向一个共同目标，即两个“百年目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四个自信”凝心聚力，为实现这一共同目标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