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新伟
初见《与废墟为伴》这本书，以为又是一本描述考古学家在废墟中发现宝藏的传奇故事的通俗读物，比如谢里曼发现特洛伊古城和梦中的海伦，比如霍华德·卡特发现图坦卡蒙墓金光四射的墓室。翻看来，才知道是一位考古发烧友以饱满的感情和精妙的笔触描绘的美国考古学家们的“行乐图”：虽然困难重重，但多数考古学家还是像哈佛大学旧石器考古奇才谢伊一样，如果不巧穿越回十万年前，仍能潇洒生存，他们在考古的同时也是每日“烹羊宰牛且为乐”，在废墟中且挖且乐。
虽然说的是国外考古学家的故事，中国考古学人读完，有着同样多同样深的感悟。
考古圈特别重感情。蓝天白云下100天的田野生活，可以结下办公室里可能一辈子也寻不到的情谊。天下考古学家大多如此，所以常常即使是初相识，也有一见如故的亲近感。该书中提及的人物我只认识“玉猪龙”一节中的萨拉·尼尔森。她是我的博士论文的评委之一，是研究东北亚考古的著名学者，也是性别考古学的领军人物。但对其他人物，也毫无陌生感，对他们的忧伤喜乐感同身受。
考古学家的“历险”大多类似。我没见过加勒比海圣尤斯特歇斯岛上“有婴儿拳头大小”的塔兰图拉毒蜘蛛，但在广西发掘时，曾经被蚊虫咬得遍体鳞伤。去年在洪都拉斯的科潘遗址发掘，乱石丛中突然窜出一条赤链蛇，当地民工急忙棍棒齐上，将其赶走。他们说那是中美洲最毒的蛇之一，如果人真的被咬，以当地的医疗条件，“后果很严重”。我至今仍然记得工头芒稠挥动长砍刀做出“壮士断腕”动作的情景。毒蜘蛛在背的考古学家吉尔莫能够淡定从容，继续仔仔细细在筛网中寻找遗物。我们在毒蛇出没之后，也是继续发掘。现在想来有些后怕，但当时不知道为什么，竟然不以为意。
考古学家也多有类似的痴情。书中的谢伊痴迷于史前石器制作和使用，以石刀割羊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麦戈文痴迷于酒的起源，研究加仿制，不亦乐乎，切身体验“我们的祖先对醉酒状态的渴望”。我熟悉的考古学家中也多有这样令人直呼“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的“高人”和“痴人”。有的痴迷于陶片的辨识，在一堆陶片中随手拈起一片，闭着眼睛摸一摸，就可以说出其质地、纹饰、器型和时代。有的精研各种工具上的微痕，哪种是切肉的，哪种是收割谷物的，哪种是加工皮革的，都可以一一道来。有的慧眼识土，洛阳铲打上来的土样，只扫一眼，便知下面是灰坑、房址、陶窑还是墓葬。痴迷深了，自然会出些轶事。比如在点的羊肉大菜中发现猪骨，揭穿店家挂羊头卖猪肉；比如吃罢烧鸡，把骨头摆成人骨架的形状，作揖三拜。
考古学家会面临类似的困境。专门从事“合同考古”的比尔·桑迪在保护美国独立战争的重要遗迹时与强大商业势力的较量也时时发生在中国。每年在中国开展的考古发掘绝大部分是这样的抢救性发掘，以“中华文明探源”“古代都城研究”这样高大上的学术课题为目标的发掘只占很小的比重。热衷于讨论“考古学家与盗墓贼的区别”的公众可能不知道，大多数情况下，考古学家只是先于鲁莽的掘土机一步，把即将被无情摧毁的墓葬抢救出来而已。考古学家更是经常被视为最恼人的经济发展阻力，为了“无用”的盆盆罐罐阻碍着诱人的利益。与这些利益斗智斗勇的事几乎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有时是通过正常的法规程序，有时是善借媒体的力量，也真的有很多时候，会义无反顾地只身挡在轰鸣的掘土机前。
考古学家有同样的坚守。“穷且益坚”地在罗德岛从事水下考古的阿巴斯让人心酸而敬佩。我去过那个海景豪宅遍布的美丽半岛，能感受到在那样的环境中坚守清贫。我身边这样的人很多。比如我初到豫西开展考古工作时的引路人郭老先生，踏遍灵宝的原峁沟壑，对遗址古迹了如指掌，为博物馆采集了大量文物，但没有一件私藏，清贫一生。比如在贵州荒僻的山岭上守护古城，一人一山一城一狗，亦诗亦酒的青年才俊李飞哥。
归根结底，是“考古”这一共同的职业和事业给了他们同样的洗礼，赋予了他们共同的责任。他们都曾“全神贯注地跪在地上，努力辨别这里是否曾闪现过人类生命之光”，他们都体验过亲手拂去沉积了千万年的尘埃，与重见天日的祖先遗物“竟无语凝噎”的震撼和感动。那一刻对生命和文明的体悟，正与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的顿悟相同。这样的感动，就会转化为那样的痴迷，那样的无畏，那样的坚守。
在考古正在以“盗墓笔记”和“鉴宝”的方式成为时尚的年代，公众真的需要这样一本小书，走近真实的考古学家们的世界。（李新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