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法史之温情与理性

2017-05-18 09:49 来源:检察日报 
2017-05-18 09:49:48来源:检察日报作者:责任编辑:周明艳

  作者:商务印书馆 金莹莹

  武树臣先生新作《长歌行》是一部记述法律学人成长历程的随笔集。从作者对其前半生经历的记述,可以看到共和国发展的缩影,既侧面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发生过的重大事件,也记录了我国法治发展道路的曲折前进历程。跟随作者的笔触,让人再次回顾了中国当代史中那些值得铭记的时光,不禁叹服于作者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对法治建设深邃冷峻的思考,感动于书中随处体现的温情和理性。

  在回顾法治发展的过程中,武树臣认为,我国应复兴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混合法”样式。近代以降,肩负挽救危亡重任的法律家们,来不及深入观察世界法律文化的全部成果,便确定了向西方大陆法系行进的航标。一个世纪以来,当我们研究“法”这一特殊现象时,大陆法系的思维模式和理论见解如影随形而又无声无息,以至于形成了热衷成文法而忽视判例法的氛围。滥觞于西方语境的“成文法”和“判例法”都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点:成文法不可能包罗万象,也难以做到随机应变;判例法则往往失之于过于庞杂和灵活。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曾说过:“那种伟大的法是既能够克服自身的僵化又能够克服过于灵活的那些缺点的法。”武树臣认为,这种“伟大的法”,早在中国的汉朝就已经出现了,这就是中国成文法和判例法相结合的混合法。

  中国混合法的理论奠基人是战国末期的荀子,《荀子·君道》有云:“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尽也。”从具体发展过程来看,经历了春秋时期“议事以制”的判例法到战国、秦代的成文法,再到汉朝以后形成的混合法。整个帝制时代,在成文法典阙如或不适于社会生活之际,判例不断被创制和发展,与法典并行不悖,并最终又被新的法典所吸收。清末修律,伴随着近代化的历程,我国法律出现了向成文法一边倒的倾向,到民国时期有所修正。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里政策法占主导地位,忽视了法治的作用;改革开放后,则迎来了成文法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然而,成文法固有的过于笼统、原则的缺陷,导致法官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作者认为实现司法统一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正式确立判例法制度,“以例辅律”,逐步复兴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中国混合法传统,这也符合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规律性。

  对不同的法律制度和文化应保持客观中立,不在外来文化中随波逐流。书中记述了发生在日本的一个案例:永山泽夫因盗窃枪支被人发现,连杀四人,被捕后,因当时日本没有判处未成年人死刑的先例,便在拘留所待了22年。在此期间,永山泽夫不仅彻底悔罪,还创作了一系列小说劝诫青少年遵守法律。1990年,该案重新被审理,虽引起了日本刑法学界对是否废除死刑的热议,但最终永山泽夫还是被判处了死刑。作者认为,因国家法律制度的原因及司法机关未妥善行使司法权,造成永山泽夫在额外关了22年监禁后,仍被执行了死刑,这无论是从程序正义的角度,还是从维护人权的角度,都存在明显的失当。时至今日,我们读比较法学的著作,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法律文化的优秀成果,对于发展我国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仍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然而,尽善尽美的法律是难以达到的,作者主张在继受外国法律成果时应保持理智和审慎,并应立足于中国的法律文化传统。这种对外来文化保持客观中立,既不狭隘顽固地捍卫本土文化,也不在外来文化中迷失消解自我的态度,对于法学理论研究者和法律实务工作者来说都具有镜鉴价值。

  鉴于往返于“讲坛”和“法坛”的经历,武树臣体察到了法学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之间长期存在的“鸿沟”。法学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两个职业群体,似乎一方可以不依赖于另一方的活动而自行生存和发展,导致前者重理论而轻实践,后者在遇到实际问题时,也是习惯于等待上级指示,而非寻求法学理论的支撑。作者主张双方应放下各自的“傲慢与偏见”,通过体制机制来填平这一鸿沟,如建立长效、经常的信息交流平台,打通相互任职的通道,等等。通过二者之间的优势互补,有利于形成“法律人”的职业共同体,无疑可为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发挥更大的作用。

  卒读全书,掩卷长思。《长歌行》以轻松的随笔形式,阐述冷峻的法律问题和严谨的治学方法,字里行间还时时流露出朴素、浓厚的人文情怀,既思考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大问题,也关注法律生活的细枝末节。正如书中题记所言——“朝夕闻道,长歌而行”,对真理孜孜以求,对未来豪情万丈,激励着法律人砥砺前行。

[责任编辑:周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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