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带一路”建设潜在的金融风险

　　当然，“一带一路”的推进并不容易。金融天生蕴含风险，保障金融安全的同时，也需要警惕其内生的高风险性。

　　1 政治不确定性带来政治风险。

　　资金融通的一大敌人就是不确定性，尤其是政治不确定性。而传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体制、历史沿革、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文化背景、宗教民俗等都相差甚远，从一些评级结果上看，沿线国家有近70%处于中等风险，约1/4属于高风险国家，低风险国家屈指可数。地缘政治挑战不小。以中亚五国为例，其处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自然资源也十分丰富，大国博弈在此地区尤为明显。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俄罗斯的“欧亚联盟”计划都与我“一带一路”倡议存在重合，而且其目的更强调通过加强区域政治控制来确保大国主导地位。同时，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也不容小觑，恐怖主义等一直是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挑战之一。向南也存在相似的问题。印度历来就有其大国梦，而美国在南海也虎视眈眈，等等，这些政治与公共安全风险会增加金融合作风险。

　　2 金融市场运行与监管差异带来市场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迥异，运行机制和监管体制也很不一致。欧洲金融市场较为发达，机制也较为完善，法律法规相对健全，监管主体与央行相对独立，监管手段主要以市场化手段为主；俄罗斯和其它中亚国家的市场竞争机制则比较缺乏，法规相对完善，但监管主体独立性较弱，手段基本以行政手段为主；东盟国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金融市场化机制较成熟，金融环境较好，资本也处于净流入状态，而东盟新成员如越南等则尚在转型，机制不健全。其中，多数东盟国家实行分业监管，法律不健全，行政手段为主。而新加坡实行混业监管，监管力度大，监管政府与市场双重作用；印度则正在进行金融市场改革，实行分业监管，但法规制度都有待完善。差异较大的市场在资金融通过程中势必会带来各种不匹配、不适应和风险管控上的困难。

　　3 金融基础设施参差不齐贷了融通风险。

　　由于经济基础、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各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也参差不齐。按照一项调查，对沿线国家金融基础设施打分，排名第一的有100分，最后一名仅有11.9分，差异极大。而且，沿线国家的金融通讯设施覆盖率和使用面不足。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数据库》显示，互联网用户比率在60/100人以上的国家只有24个。而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跨境金融信息技术也存在不兼容问题。传统金融网络化还未实现区域一体化，基于互联网金融衍生的金融创新模式也无法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这给实际的资金流动带来了许多现实的障碍。

　　4 机构、产品供需不匹配带来错配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需求大，而且项目多处于初期，投资周期长，风险也相对大，当前的融资手段和产品供给并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国内金融机构的国际化进程也不及“一带一路”发展的速度。无论是机构或是资金进出都已经大为放宽，但总体金融服务能力、服务模式仍需要改进，应对更大风险敞口的风控能力也有待加强。

　　四、“一带一路”建设倒逼强化国家金融安全

　　1 增强金融合作、升级机构建设。

　　依托“一带一路，”积极推动境内的金融机构“走出去”，着力吸引国外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走进来”；优化资源配置，完善投融资市场体系。探索多元化、国际化投融资模式，统筹基金、地方政府、私有资金等多方资源，重点推广PPP投融资模式在“一带一路”项目中的应用，增强全球性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力；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规划战略布局，选择具有产业基础的区域，逐步组建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特色产业金融交易中心等平台；发展丰富的资金融通工具，建设推动区域债券市场、票据市场、货币市场，发展一揽子本外币债券及本币债券计划，积极探索金融创新、开发新产品形成跨区域的多层次金融组织体系。

　　除了发挥现有的丝路基金作用，也应建立多层次的合作基金，吸引沿线国家资金和社会资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用好各类国家专项资金，加强与其它基金的合作。有些基金运作已经比较成熟，项目建设经验也比较丰富，对于推进“一带一路”沿线互联互通将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引导地方政府及机构配套资金向“一带一路”投资。合理引导产业基金，使社会资金实现更好的资源配置；鼓励、吸引各国主权基金参与。目前，亚洲地区积累了大量金融资源，主权基金规模庞大，可疏通主权财富资金投融资渠道，促进“一带一路”沿线跨境相互投资；进一步完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金砖银行等已有机构的内部机制和机构建设，并实现基金、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等的有效对接。

　　2 加强保险体系对“一带一路”的支持。

　　丰富保险品种，有效提供相应的风险保障，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地缘政治局势复杂，需要保险产品为本国外经贸企业提供收汇保障、风险管理和融资支持等作用。同时要依托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大力支持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力度；加强出口融资方面的保险专项政策安排，支持面向“一带一路”出口资本性货物和工程；提供国别风险分析咨询，通过全球资信渠道帮助企业调查海外买家、行业发展、国外合作伙伴等方面的资信状况，帮助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选择目标市场和目标客户，为企业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创新保险产品，助力小微企业。创新出口信用保险产品，积极推出小额出口信用保险，提高小微企业的参保率。此外，还应根据企业的特殊需求，探索制定个性化的承保方案。

　　3 完善区域协调、健全金融监管体系。

　　逐步完善我国的相关金融监管法规制度体系，进一步提升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管控和辨识能力，加大力度规划好金融创新监管协调制度；加强沿线国家金融监管合作，推动与各国间监管机构部门的沟通协调，签署双边或多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扩大信息共享范围；构建区域金融风险预警体系，形成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机制。完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理机制，形成跨境监管交流合作机制；建设信用体系与信用评价体系。激励信用评级机构加大产品研发力度，依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具体现状来设计相应评价标准。建立适用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信用体系及信用评价体系，设立信用评价标准，增强信用评级机构之间的沟通协作。

　　习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在资金融通领域向世界作出了庄严的承诺，“将加大资金支持，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为3000亿元人民币；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其他多边开发机构合作支持“一带一路”项目”。这不仅是中国政府在解决世界发展问题上提供的中国金融方案，更体现了大国的担当。“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中，处处都不能缺少金融的影子。中国想要和平崛起，必须进一步拓宽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和平台，必须得到广泛国际社会的认同和认可，必须在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占有重要之地，必须参与完善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体系，必须在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将更多国家的利益与我紧密相连，实现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金融安全必须站在国际维度，不仅是维护中国金融安全，也要维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安全，让沿线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不是中国“资金融通”的目标选项。“一带一路”金融安全也要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金融安全的“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