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文化自信、中国企业走出去、马克思主义、社会转型、中国民族理论创新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陈先达：文化自信既具有政治性又具有学术性】
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陈先达认为，从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内在相关性来说，文化自信是当代中国现实中最重要的政治性问题。但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却只有从理论上给予令人信服的说明，才能真正进入广大干部头脑，并为群众所理解。如果我们从文化与历史的关系中考察文化自信问题，我们会发现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经历过高度的文化自信阶段。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经典，尤其是儒学经典，从中吸取治国理政的经验。今天我们面临着文化自信的问题，我们强调文化自信，但也强调文化自觉。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文化自觉首先是一种对文化的哲学反思。当然，强调文化自信决不是盲目自大，文过饰非。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道路仍然在不断总结经验中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仍在与时俱进，中国制度构建仍然在不断完善和法制化。应该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四个自信”，尤其是文化自信，一定能越来越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
摘编自《光明日报》
【伍隅：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关键在于将成功的本土经验复制到海外】
伍隅指出，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中国2016年对外投资飙升44%，达到1830亿美元，这是中国在该报告中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国2016年对外直接投资创历史新高，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投资国，并且中国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转向高端。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当时的日本将海外并购作为“走出去”的重要战略手段，大量购进企业和不动产，但没过几年许多并购就黯然收场。日本海外并购最终失败的原因，可以归结为财富过度膨胀后的盲目投资，以及并购后的“水土不服”。根据邓宁的理论，西方企业是在本土市场成熟并取得成功，成为强者后，再去在海外市场复制经验和优势，全球市场只是本地市场强者模式的延伸。其实，真正有失败风险的还是在“夹层”即如何管理和整合好被收购的国外企业，并找到与家乡市场的融合之道。目前国际化之路充满障碍，但是我们仍然拥有强竞争力的国内市场、全产业链的制造业及“一带一路”等的政策加持。目前确实是中国企业走向国际的“黄金期”，国内和国际市场都做好了铺垫，剩下的就看企业本身了。
摘编自新华网
【邹诗鹏：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学术渊源应该追溯至斯宾诺莎】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邹诗鹏认为，马克思哲学中包含着一定的斯宾诺莎因素。从对青年黑格尔派到马克思理论史的梳理中表明，与同样被归之于黑格尔哲学因素，但被马克思确定性地反叛并超越的费希特-鲍威尔因素以及费尔巴哈因素相比，斯宾诺莎和施特劳斯离马克思哲学更近。承袭费希特主义的自我意识及其行动哲学，开出的是背弃启蒙精神的民粹主义及无政府主义，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费尔巴哈缺乏社会政治批判意识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而施特劳斯所承继的斯宾诺莎的实体论及唯物主义则保留了唯物主义及其基本的启蒙立场，包括斯宾诺莎的生命政治意识，这些才被马克思加以继承。不过马克思哲学与斯宾诺莎的关系一旦超出启蒙论域，斯宾诺莎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渊源，就显得勉强了。因此，马克思哲学中的斯宾诺莎因素，止步于唯物史观。
摘编自《哲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