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中国的经济转型可以模仿，但社会转型却不能】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模式和其他国家的经济模式是接轨的，借鉴的东西比较多。但是，社会体制的基础是人类社会行为模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很大部分是传承的。所以，到现在也找不到一个社会体制是中国能简单拿来实施的。19世纪，托克维尔到美国进行了9个月的考察，并预言这个国家将来可能会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原因在于，他看到了美国当年社会体制、社区共同体的精彩，起码与当年的欧洲比更有活力。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里描述了欧洲经历的大转型，在欧洲，英国从几百年前开始转型，但当年欧洲的全部转型也不过是4亿人，而现在中国是近14亿人。对于中国而言，经济体制可以学来，但社会体制的创造学不来，只能通过自己创造。2013年中央发布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面涉及的具体改革措施有300多项，是关于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而纲领中有一条叫社会治理创新激发社会活力。只有激发社会活力才能实现社会创新。
摘编自《北京日报》
【李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理论的四次重大创新】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副教授李贽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理论共进行了四次重大创新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成为了把握我国现阶段民族问题性质和特点的理论坐标。1982年，全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修订的新宪法在序言中明确规定：“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1992年，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2003年，胡锦涛同志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少数民族界委员联组讨论时指出：“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就是我们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牢记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坚持把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201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中进一步指出，要全面理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基本内涵，必须牢牢把握“八个坚持”的基本要求。这些理论创新，指导和保障了我们“两个共同”的民族工作始终充满活力，不断取得进步成就；指导和保障了各民族间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发展和完善；指导和保障了各族群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共同事业中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得到进一步增强和提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强大支撑和不竭动力。
摘编自《理论与改革》
（光明网记者 秦超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