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于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为此，光明智库、光明网联合邀请相关智库专家，录制“‘一带一路’光明谈”系列视频访谈，侧重从文化视角对“一带一路”建设进行解读。访谈文章和视频将在光明网、光明日报客户端等持续推出，并在光明日报《智库》版开辟同题专栏，摘录精华观点。具体实施由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光明网理论部负责。
【“一带一路”光明谈⑨】
“一带一路”与合作共赢：以务实合作实现共同愿景
本期导读：
合作共赢是“一带一路”建设始终坚持的目标，我们倡导的合作共赢，背后体现了什么样的深层理念，具有怎样重要意义，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又有什么指导作用？我们邀请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中国中东欧研究院院长黄平研究员，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副秘书长赵可金教授，为大家深度解析。
秉承“天下情怀” 杜绝“零和游戏”
主持人：我国领导人在不同的国际场合多次强调中国将坚持走共同发展的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当前深入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正是这种义利观的生动体现。由中国倡导的这种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和当今西方国家主导的发展理念有什么不同？
黄平：中国历来奉行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共同受益的原则。回想历史，1840年以后旧中国饱尝了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关系，所以从1949年求得独立开始，我们就倡导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改革开放以来，这一理念体现得更加明显：一方面我们通过改革让国内各个地区、各个行业的民众都受益，一方面在国际关系中也倡导大国小国一律平等。在经济发展方面，我们不搞“零和游戏”，而是以平等合作来指导我们的对外关系，以互利合作达到共赢发展。这和西方传统上奉行的丛林法则有本质不同。“一带一路”建设更加生动、更加具体地体现了这一理念。
赵可金：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不同。后者更多强调个人主义，而中国自古就强调家国天下、天下情怀，提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奉行物我同一、和合天下的思维方式。今天，西方国家遇到很多问题，有回归保护主义的思潮抬头。但中国数千年文明史告诉我们：闭关锁国只能造成国运衰落。所以今天我们必然要高举经济全球化的旗帜，实现全球共同发展。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是在财富的分配上没有体现补偿输家的原则，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发展。今天，世界有必要倾听中国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的新理念、新举措，“一带一路”就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中国方案”。
主持人：“一带一路”建设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这个理念对于我们今后的发展有什么独特价值？它的生命力将如何体现？
黄平：我理解，这六个字的提出也有一个过程。开始我们讲结果共赢、成果共享，这已经超越了旧式的丛林法则、零和游戏，但基本上还是从结果层面强调的；在此基础上提出“共建”，是说过程也应共同参与，而不是某一方先发展后给其他各方“分一杯羹”式的恩赐；“共商”则更进一步，是强调在制定方案之初就共同商议、共同决定。这个“三部曲”充分凸显了平等理念，更加符合人类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要求。
赵可金：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丰富、完善和保护人的类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讲，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有其独特优势。西方哲学当中有一种身份焦虑，因为其考虑的轴心是个人。比如说萨缪尔·亨廷顿讲“我们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些问题很重要，因为哲学考虑的轴心是个人，所以个人的位置需要放置在人与自然、人与神、人与社会当中去定位，去寻找坐标点。如果坐标点没有找到，就会有身份恐慌。中国哲学则更看重“天下”，认为只有国家好了、民族好了，个人才会好，所以身份焦虑不那么明显。
因此，“共商、共建、共享”理论抓住了人共同的一面，是人类整体意识、全球意识的新的表达。它的生命力不可低估，对于解决全人类现在共同面临的问题很有启发。
推进共同发展 完善全球治理
主持人：在二位看来，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中已经做了哪些务实之举，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黄平：这种务实，一方面是指我们已经做了或者正在做的各领域项目，包括经济层面的投资、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社会领域的教育、健康、社区发展，等等。另一方面，也包括中国发展战略与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着眼于深度合作的共同商议。
千里之行始于脚下。“一带一路”从倡议到落地，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切忌空谈、求真务实。这和我们改革开放强调“实事求是”是内在一致的。
赵可金：中国在务实方面已经做好了两件大事，未来还需要继续做好第三件事。前两件事，第一件是中国解决了自身十几亿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这本身就是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贡献。中国在减贫、振兴方面的经验是吸引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抱有很高期待的深层原因。第二件，中国发展起来以后，充分发挥道义情怀，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困难。这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
今天，我觉得中国还要做好第三件事，就是不断提升自己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要有足够的能力妥善应对来自自然、来自社会、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比如，我们在APEC、在G20问题上已经有了很好的探索，在反避税、国际反腐等方面主动提出了被国际社会接受的议案，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倡议建立的亚投行，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欢迎。像这样的治理能力的体现应该更多一点，让世界感觉到中国是可信可靠的，这是提振信心、引导方向，共同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所在。
主持人：独木难成林，“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一个国家能够做好的，需要沿线国家共同努力。而今天我们很高兴看到的是沿线的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经在积极地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要把“一带一路”合作切实推进下去，沿线国家应该如何参与？
黄平：首先，因为中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又是新兴经济体里的领头羊，所以在全球难题的解决中，中国应该敢于呈现大国担当，敢于负起应有的责任。
对沿线国家来说，由于各国国情不同、诉求不同、背后的传统文化不同，因此人们的行为方式、社会心理等也不一样。我认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担当和态度，只要共商、共建、共享，那么不管这个国家贡献是大是小、是早是晚，都是受欢迎的。
赵可金：“一带一路”建设欢迎任何国家参与。重要的是，各国政府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我觉得应该有六个字：示范、引导、服务。政府要承担起责任来，给老百姓做样板，打造示范工程、种子工程，把“一带一路”写在大地上让大家来看，从而更好地参与其中。示范之后还要引导，帮助大家解决思想问题，统一认识，更够跟上来共同前行。最后，为参与者提供各种必要的服务。例如日本，有专门机构向公众公布全国的土壤、气候等数据。那么“一带一路”建设中，企业该到哪个国家去投资、投资什么，能不能也得到足够的数据服务？这个数据只有政府公布才能保证可信度、公信力。所以，示范、引导、服务，这是沿线国家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中国应该率先在此方面走在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