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枢纽”——唐前文馆历史说略

2017-06-19 09:1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7-06-19 09:18:37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责任编辑:李澍

  作者: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 李德辉

  文馆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学术文化机构,秦汉以前即有类似机构的设置。自汉武帝以来,各王朝政权都以各种名义设置了不同的殿阁,以掌管图书,编修书籍,起草公文,教授生徒。两汉间知名的殿阁有石渠、延阁、广内、兰台、天禄、曲台等十八种。魏晋南北朝,台省殿阁皆盛养学士,风气演进,蔚为大观。此间文献记载的馆阁多达十几种,其中有名的有曹魏的崇文观,宋、齐的总明观,梁的文德省、华林省,陈的德教殿,北齐的仁寿殿、文林馆,北周的兽门殿、麟趾殿、通道馆。这些文馆多是当时皇家的藏书之所,兼掌著述等务。此外,各朝还有以教授生徒为主的学馆,亦兼具文馆性质。

  以上所说,还只是先唐文馆的第一大类:中央文馆。此外还有太子和藩王府馆,自晋至隋亦史不绝书,前后相望。这些文馆又往往和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密切的关系。如梁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隋炀帝杨广为晋王时所开之馆,其兴起和运转,背后就都有很深的政治背景。六朝权臣使府,亦具一定的文馆色彩和政治斗争背景。此外,秘书省、著作局、史馆等国家常设机构,更是长期存在的正规文馆。这些文馆在汉隋政治社会上层存在长达六百多年,馆中所聚文人众多,其所从事的政治文化和文学活动也较为繁杂,对当时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

  长期以来,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馆阁在国人的心目中已经树立起藏书机构、学术机构和文学中枢的集体印象,成为一个民族对于庙堂文学和京城文化的集体记忆。在人们心目中,馆阁不仅是高等官署的标志,更是特殊文化身份的标签。在统治者那里,馆阁作为御用的文化机构而存在,其人员、活动都带有御用性,其设置带有临时性,其创作具有规范性、美观性,却从不强调个性。历代官方的这种行为,从社会发展角度看是必要的,对文学发展也是有意义的。

  文学发展的制度保障

  从正面看,文馆是文学发展的制度保障,起着培养人才、引导风气、催生文体等作用。

  首先,唐前文馆造就了一批馆阁作家。自汉至隋,文人担任过学士、秘书、东宫、王府官的占去大半,寒士所占的比重不大。这种一边倒式的作者构成,就是缘于先唐长期存在的贵族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的显著特点就是根据门第高下授官,重要的文馆职官主要授予名门子弟,政治制度主要用来保障世族利益。由此,先唐各代有文化、能创作的,多是些出身高贵的殿阁学士、秘书著作,文馆则是这种制度在文化上的体现,学士是贵族文化观念在文学上的践行者。

  其次,唐前文馆引导了各朝的文坛风尚。文馆学士多出身华贵,崇尚清雅,一旦进入文馆,文学就会向雅丽的方向发展。古代自西汉以下,之所以每个朝代的文学都存在着由质朴到华丽的发展趋向,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馆的存在和学士的推动。易代之际王业草创,人心思治,帝王感于时势,一般都是提倡节俭,反对奢华,文馆也刚刚成立,未成气候。文学受此影响,一般都比较质朴。后来随着形势稳定,文馆也相继建立,并成为一个时期的文学枢纽,文学在它的牵引之下,会向着雅丽、精致的方向发展。一旦新朝建立,旧的文学观念就会遭到批判,这时文学受新风气的影响,又会一度由丽返质。就这样,文学发展的趋势大体在质和文之间往复摆动,存在着代际变化,并和时运的交替对应。《文心雕龙·时序》所言“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指的就是这一现象,对此加以文馆制度的考察,也有必要,毕竟文馆在唐前各代是一个关系到文学盛衰的关键部门。

  再次,唐前文馆是研究和推出新文体的主要场所。现在可以确证,唐前有近十种流行的文体都是源于文馆。《沧浪诗话·诗体》提到的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谢灵运体、徐庾体、宫体,源头都在唐前馆阁,代表人物则是其中学士。这些人学术文化水平较高,创作经验丰富,观念相近,朝夕相处,容易把审美观念转化为文学作品,并通过名流的评骘来向社会提倡,引起世人仿效,从而形成时代性的文体。

  文学个性的限制消弭

  从反面看,文馆的建置对文学发展有限制作用。这表现在压制个性,制造平庸,模糊个性,突出集体。

  同样是唐前文馆诗作,南齐和陈代、梁代和北齐相比,有时就看不出明显分别,感觉大同小异,都是未成熟的古体,要是抹去作者姓名,就更难知道作者为谁。不像唐代五七言律绝,特征显著,一望便知。唐前文馆作家很少贬谪外任,自入仕起就在台省、殿阁、东宫、王府几个主要文职官位上迁转,不像唐代有官员流贬和铨选制度,使文人在江湖廊庙之间频繁迁徙;更没有科举制度作平台,将体系之外的文人也吸纳进来,给创作带来冲击,文馆仅靠人员调动还难以实现朝野风气的互渗。

  由此,一种沿自前朝的创作风气,竟可绵延数代,作家队伍的构成、审美趣味和创作趋向长期单一化。这种格局不但消弭了作家个性,还泯灭了作品的代际差别,压制了大量人才。社会底层虽然也有奇伟之士,但总是难以凸显。

  儒林文苑的铺垫帮助

  唐前文馆和文学的关系,还体现在儒林对文苑的铺垫和规导作用。所谓铺垫,是指文馆为文人提供了文献资料和创作平台。文馆是以管理、整治、编撰图书为务,进了文馆,也就等于进了书府和学苑,对文人的帮助较大。汉晋周隋各体诗文都得到发展,社会从上到下对文学的爱好强烈,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欣赏得到重视,但是普遍遇到两个困难。

  一是文献不足,错误层累,不便使用。不仅文献本身问题成堆,而且一般书籍藏在皇家,文人要是不身为朝官,便很难藏书数万,藏书宏富的多是朝官,出身秘书、著作等文职部门的尤多。因为这些地方多学者,有抄写和研讨的天然便利,到了这样的部门,学识和能力就能迅速提高。文馆作家知识广博,作品精丽,爱用典故,就是因为文馆读书条件及儒学氛围熏染所致。

  二是缺乏通向政界和文坛的必要平台,多数人创作水平偏低。本来,诗文是抒发性灵的最佳途径,但对于那些天分不高的人来说,文馆藏书丰富,人才荟萃,在这样的环境中长期交往切磋,其诗文体格也有可能发生新变。文馆是一个集体,做事总是以单位名义进行,而学士也爱好交游,气类相通。在这样的地方,不仅个人的成长更顺,而且能较快融入文学主流,至少要比那些长期僻居一地的人好。

  创作观念的规导影响

  至于儒林对文学的规导,则体现在观念和创作两个层面。唐前文馆本来是以尊儒重学为名成立的,招引的多为文儒,事务多在儒学范围,性质多是儒馆,真正的文学馆并不多见。自汉至隋,文馆的儒学氛围和色彩一直比较浓厚,经史一直是其中的主流学术,地位要比文学高,文学只能依附经史而存在,还难以脱离它自立。文馆作家的创作受此影响,也有浓厚的儒学气息,写出的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是儒学化的,与纯文学还有距离,魏晋以前尤其如此。即使齐梁文馆作家所作也带有较浓的儒雅味道,写出来的多是带丽色的古辞,不是真正的美文学。直到宫体诗出现,局面才有所改观。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儒学观念对文馆创作的支配性。文馆作家在文学观念上受儒家文学观的影响很深,在创作上总是自觉践行儒家文学观,有意识地把诗赋写得典丽温润,有馆阁风。在创作倾向、写作意图上很少贬刺,不能反映现实。一篇南朝学士诗作,要是抹去作者,就不知为齐为梁。受儒学影响,国史撰写和文学书编纂,在文馆中也被当成重要文学。为了服务政教,文馆学士还将诏令、奏议、表疏、书启等也当成正宗文体对待,看得极重,并且将士子官位升降与这方面写作能力高下挂钩,引导读书人在这些方面倾注大量精力。其结果就是先唐作品大量的平庸和少数的伟大,造成文学生产上的浪费。直到近现代,随着文学观念的变化,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创新平台开放基金项目“馆阁制度与北朝文学研究”(16K033)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李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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