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应是会通之学

2017-06-19 16:05 来源:人民政协报 
2017-06-19 16:05:49来源:人民政协报作者:责任编辑:王营

  作者:清华大学教授 钱 逊

  随着国学(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教育愈来愈受到重视,提出了一些问题,例如建立国学(儒学)学科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这个问题受到广泛关注,本文提出一些想法,与大家讨论。

  关于建立国学(儒学)学科的问题,是从国学的会通和割裂提出来的。人们提出,国学原本是会通的。可是近代以来,取消了经学,把传统文化的有关内容分别纳入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就把国学(儒学)割裂了。为解决这个问题,曾尝试过办综合班,做文史哲的综合培养,但效果不理想。接着有的学校设立了国学院、儒学院,于是进一步提出了设立国学(儒学)学科的问题。

  问题从会通与割裂提出,但问题的根本不在这里。会通、割裂只是表现的结果,根本在于不同的学术和教育理念。传统文化(国学、儒学)所学在道,而学科所学乃专业。儒学既可包含哲学、文学、伦理学、政治学……诸多学科的相关知识,又非某一学科或诸多学科的综合。问题的实质在道与术之别。把文史哲合在一起办综合班,或把传统文化(国学、儒学)当作一个专业对待,不能解决问题。

  中华文化的中心是讲做人的道理,教人成为一个人,是“成人”之学。做人的理想标准是做“君子”、“贤人”,最高的是“圣人”。对于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器。”器,是与道相对而言。器只为专一的用途而用,君子则不能只限于有一技之能。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君子所追求是道,闻道行道,始成君子。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兼备智仁勇艺,加之以礼乐修养,然后为成人。退而求其次,亦须能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可见君子非一专门家,而是具有多方面修养,有完善人格的人。其多方面之学识修养,会通为一,即君子人格。如此具有多方面学识修养,成就君子人格之人,钱穆先生称之为“通人”。

  学道以成君子,并非掌握某一种知识体系,而是渗透在日常一切言行,贯穿于生命始终的学习修养过程中。且是人人共需的学习修养,立身的根本。顾炎武说“圣人之学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所以国学的本身不应该是专业,也不应该是多个专业的集合。孔门十弟子虽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之分,文化经典虽有经、史、子、集之别,但并非如西方专业划分那样彼此割裂,互不相涉,而是相互联系沟通,汇成一体。经、史、子、集四部亦然,非独立之专业,亦为会通一体之通学。经之诗、书、春秋、内容都属史,易、礼亦基于史,为史之反映。故有六经皆史之说。中国的史学、文学,都非纯粹之专业。“中国历史记载,自始即含有一种褒贬意义。即价值批判与人格评论之存在。”(《中国学术通义·四部概论》第16页)司马迁自称他写《史记》,将从“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成为此后中国史学家一种崇高的目标。要完成此目标,显然非仅凭专业知识所能做到。文以载道,中国传统文学主张文以明道、载道、传道,而非只是一专业。所以,如司马迁、班固不可专称为史学家,屈原、杜甫亦不能仅称为诗人、文学家。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对于现在一些做法和想法,就有进一步讨论的地方。文、史、哲合办综合班,把传统会通之学理解为学科的综合,没有真正把握传统会通之学的本质。而把传统文化教育放在“通识教育”中来考虑,则“通识教育”本身是作为专业教育的补充而出现和存在的。把传统文化(国学、儒学)教育归于通识教育的范围,也就是把它看作专业教育的一种附庸和补充。可以说,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在专业教育的框框下思考问题,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是两种不同的学术和教育理念的差别。要正确地解决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需要突破近代以来专业教育理念的框框,在文化教育的理念上进行创新改革。

  我认为,传统文化(国学)的传播和教育应贯穿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不能简单地在原有教育体系中加入这一部分。要从专业教育为主的路上转到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的轨道上来。这不是否定专业教育,专业人才也是需要的,重要的是要使我们培养的专业人才首先学会做人。

[责任编辑:王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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