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这实际上也为我们国内的文物保护工作者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要打开视野，用系统的观点宏观考虑“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化交流。

　　葛承雍：是的，对于丝绸之路，从长安起始点到天山廊道这部分我们知道，出了境以外我们就不太了解了。所以我几次讲，包括在APEC会议丝绸之路大展筹备会上，我讲的都是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境外的我们不敢随便发表意见，因为不了解，没有研究。比如说像纸张的传播，我们到现在的研究都不是很透的。纸张究竟在什么时候发明，我们现在比较有确凿证据的是在西汉时期，但纸张发明之后，是如何传播到西方的？我们现在看到伊朗的史书记载说，纸张是通过我们北方草原的少数民族，传到他们那里去的。当时的波斯帝国疆域急速扩大以后，需要往各地发送公文。当时，公文用的是羊皮纸。皇帝的大印很难盖上去，并且羊皮纸有膻味，所以需要不停地往上面洒玫瑰水，可皇帝闻了之后觉得呛鼻子。所以，当中国纸张传过去之后，他们觉得非常的高兴，马上就开始在全帝国境内开始使用中国的纸。一直到元代、明代，我们的洒金纸都是非常好的出口的东西。但是这方面我们研究得很少。“一带一路”建设，对学术界提出了新的挑战，就是眼光不能再局限在境内了，而是一定要有世界眼光。

　　主持人：前不久《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发布，规划设计布局了“一带一路”文化遗产长廊建设工程和海上丝绸之路文物保护工程等重点工程，以此为抓手，“一带一路”沿线文化遗产和文化保护利用将推进到新的阶段。为确保这两项工作顺利推进，我们需要在哪些重点环节加强突破？

　　詹长法：国家文物局“十三五”提出的这两大工程，是基于我们文化遗产保护目前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以及我们的一些长远的考虑。我认为这个是很正确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涉及到我们对丝绸之路的再认识，尤其是艺术文化的互相兼容这个问题。大家能够在学术上能找到一些共同点，涉及很多我们仍没有解决的问题。海上丝绸之路文物保护工程建设要跟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进行对接，寻求合作的共同点，这样，才能使这两大工程建设顺利推进。

　　葛承雍：国家文物局制订的规划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也给我们讲清了发展的前途和愿景，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做起来可能需要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中一代一代人的研究。比如说丝绸之路一定是要有“路”，我们现在讲得更多的是“点”，我们讲西安的大明宫、张骞的墓等等，我们在“点”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说到“路”，就要有驿站，有了驿站之后才有集市，有了集市之后才有了城市。甘肃悬泉驿出土了汉代两万多件简牍，在简牍里明确记载了从长安一直到敦煌这条路是怎么走的，每天走多少里，而且记载了20多个国家的人员到中国来，其中有使节、商人、贵族，还有质子。一次来一千多人，到了以后，把招待他们的吃的一下都吃光了，连鸡都没有了，所以驿站紧急发出救援信，要求给他们增援，赶快来补充点食物，这个记载都被保留下来了。所以我们一看，这是当时切切实实存在的。国际上有一些人不承认我们汉代有丝绸之路，说我们的丝绸是发到边疆地区给驻军发军饷的，甚至说丝绸贸易只是在中国境内，并没有到达罗马。考古出土的文物表明，这种说法非常片面，很不负责任。

　　我们现在成立的国家水下遗产考古中心，以前也是没有的。我们还在做“南海一号”的清理发掘工作，尽管是刚刚起步，但是作用非常大，告诉人们确确实实海上的丝绸之路是通的。我们还在陕西的泾阳县发现了一块唐代的神道碑，记录了当时出使的大使杨良瑶，接受朝廷委派，联合现在的阿拉伯帝国共同对付吐蕃的进攻。杨良瑶当时就走的就是海路，是从广州出发的，据说当时有神灯指引他在茫茫大海上来回走，这就证明当时海路是通的，不是不通的。

　　主持人：刚才两位专家也重点强调了我们在研究丝绸之路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要有一个“路”的视野的观照，要形成一个长的逻辑链条。除了加强国内的考古工作之外，我们的援外文物保护工程和境外合作考古项目也是一个重要抓手。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怎么推进？

　　詹长法：“一带一路”遗产项目点有400多处，如果站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推进“一带一路”沿线文物保护利用的话，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第一点就是均衡的问题，国内研究的均衡和国际上研究的均衡，实际上就是大家如何去对接的问题，如果无法有效实现对接，就谈不上整条“文化线路”的问题。第二个，我们应该有专门机构来从事世界遗产的监控、监管和风险评估。在这方面，意大利推出了伽利略卫星计划，对遗产地进行动态的实时的风险评估。我们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平台，需要争取国家投入建设。第三个就是人才培养。人才要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懂当地的文化，懂当地的遗产的特征，这一点非常重要。

　　主持人：我知道，对文物保护人才的培养您一直特别重视，做了很多工作。

　　詹长法：在国家的推动下，我们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当时还没有一个战略思考。如果当初做的这些工作有意识地与“一带一路”建设相联系的话，发挥的作用还将更大。

　　葛承雍：在詹先生主持的人才培养工作中，我觉得除了培养人力资源以外，最大功劳是把意大利的文物保护概念引进到我们的国家。同时紧密结合中国木构文物、夯土建筑等文物的特点，进行理念创新。在各国联合考古和推进相关工程项目中，各国有不同的理念。如果急功近利就会带来很多后遗症。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来，我也希望能够在“一带一路”建设这个大的背景下，在和各国密切沟通合作的过程中，开拓中国学者和中国文物保护界的视野。

　　主持人：谢谢两位专家给我们贡献了非常多的精彩的观点，让我们对“一带一路”沿线文物保护利用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和认识，非常感谢。谢谢网友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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