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科莉：培养财经素养，提升个体幸福感】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教育信息中心唐科莉强调，经合组织将“财经素养”界定为对于财务概念知识的掌握与理解；在不同财务背景中，应用这些知识和理解做出有效决策的技能、动机和自信，以提高个体和社会的财经幸福感，并能够参与经济生活。经合组织报告，把基本的“财经素养”现在被全球公认是一项重要的生活技能。因此社会各界都需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基本“财经素养”，首先，家长应该在将财政价值观、习惯和技能传递给儿童中发挥重要作用；其次，数学和阅读基础扎实，对于学生在金融环境中自由驰骋非常关键，但这不是影响学生财经素养的全部因素；再其次，年轻人必须拥有可以体验金融市场的相关知识和技能，而且还要开始了解金融市场的风险和陷阱，判断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所有国家和经济体，无论经济和金融发展处于什么水平，都迫切需要加大投入，从幼年开始提高学生的财经素养。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
【康民德：古代法律实践体现出的非凡智识和变通思维】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康民德指出，在常人的思维认识中，法律似乎历来就是刻板的，甚至是冰冷而缺乏温度的。加之我国历经数千年封建王朝的更迭，律法实施在大的轮廓下无非也就是刑罚手段有所演化变迁而已，意识形态层面的法律思想嬗变，则更多为适应统治阶级加强思想统治的需要出发，这也就无怪乎世人对法律认知的片面了。中国历史上曾经历的儒法之争，最终促成以礼入法，扭转了太史公论六家要旨所谓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之于法”的极端局面，礼法合流以“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义以权之”而交融并蓄。将儒家礼教精华贯入律法实施中，使法律不再是单一教条的律令，更融注了情与理的因素，人的智识由此赋予了法律些许生动与生命。而“引经决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礼与刑在司法领域结合的积极探索，为后世的引经入律，最终实现礼与刑的高度结合积累了经验。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实践思维的非凡智识和变通思维。
摘编自《人民法院报》
（光明网记者 秦超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