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欧洲文化镜像中的中国形象变迁

　　欧洲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是随着中欧政治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或者说，中欧政治关系是影响欧洲对中国形象认知的最重要的变量。冷战结束以来，欧洲对中国形象的构建大致历经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冷战结束后说的十年左右，欧洲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包括：

　　1、不民主的中国。这种认知，一方面是由于冷战时期长期的相互隔离及非常有限的交往，以及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导致欧洲对中国存在着刻板认知。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更加强化了原有的刻板认知。 2、不尊重人权的中国。这种认知主要是基于欧洲自己价值中关于人权的普遍性来衡量中国人权状况的。但问题是，正是由于中欧之间长期缺乏深层次的交往，欧洲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不了解，更不清楚中国人权水平迅速提高的情况，对中国的认知仍然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前的水平上。此外，欧洲用自己作为后现代性的人权标准来衡量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状态，欧洲不清楚当时的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解决贫困问题，在这种国情之下，中国人权的核心内容无疑使是生存权和发展权。这种衡量标准的差异，导致欧洲对中国形象认知的曲解。 3、国际体系的搭便车者。冷战结束后不就，中国全面融入国际体系，这给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从某种角度看，中国的确是全球化体系的最大受益者。然而，由于中国长期来秉承一种内敛式的外交，以至于国际社会包括欧洲都认为中国是不愿承担国际责任的大国，是国际体系的搭便车者。但实际上，中国一直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也一直发挥着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角色，在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强权政治、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问题是，欧洲常常是按照欧洲的标准来确定中国的国际责任，而中国无疑使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实力等来确定中国的国际责任的。因此，双方在这方面的认识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首先是欧洲对中国认知的意识形态偏见。其次是双方认知的相互错觉（mutual misperception），而这种错觉也是源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差异和认知的相互错觉最终导致认知鸿沟（perception gap）。

　　第二阶段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欧洲文化视野中国的中国形象内容是：

　　1、崛起的中国。进入新世纪，中国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随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并在新世界的第一个四年里，中国在GDP规模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鉴于此，欧洲、美国对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来时提出质疑，并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所谓的“中国责任论”是由美国人提出来的，但在欧洲也迅速流行起来。欧洲认为，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新崛起的国家，应在调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利益之间发挥重要作用”，并“期待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建设性和负责任的角色”。这实际上是欧洲经济处于低迷尤其是受金融危机拖累的时候，欧洲对中国的一种期待。

　　2、充满威胁的中国。当今世界流行的“中国威胁论”始于美国，但若追根溯源的话，这种论调的“原产地”是欧洲。1873年，俄国人巴枯宁在《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首次提出“黄祸论”，英国的皮尔逊在他的《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一书中又进一步发挥完善，使之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亲自构思了一幅《黄祸图》，让画家纳克福斯画成油画送给俄国沙皇，威廉二世在与沙皇尼古拉二世通信中大肆宣扬“黄祸论”，编造中国等亚洲黄种人联合进攻欧洲的危险。从此之后，“黄祸论”在西方国家广泛传播开来。在21世纪，尽管中国崛起对欧洲充满了机遇，但“中国威胁论”在欧洲仍然有一定的市场，散布有关中国的各种问题话语，诸如“倾销廉价劣质商品”“肆意窃取知识产权”“造成欧洲大量失业”、“野心称霸世界市场”等。着反映出欧洲对中国崛起产生的严重不信任的情形。

　　3、傲慢的中国。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对外行为一改过去的内敛性而表现出更大的主动性；对待国际事务也表现出由沉默的“旁观者”转向为积极的“发言者”。这种情形被西方视为“中国式傲慢”，一些欧洲媒体甚至撰文指责“中国政府充满着近乎傲慢的自信”，并认为西方希望中国经济的日趋繁荣能够导致其政治自由化，但情况却恰恰相反，政治上的控制而不断增强的信心使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麻烦制造者”。欧洲一些学者甚至拿印度与中国相比，认为印度虽然还没有中国的实力，但它与欧洲一样拥有宽容的传统，而宽容是“世界领袖”的必备的精神。所以，他们认为印度更有资格成为未来的“世界领袖”。显然，这种看法无非是因为印度是选举式民主，而中国却根据自己的国情来推进中国式民主。

　　4、统治世界的中国。“中国统治论”是英国记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提出来的，他有一本书的书名就叫《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本书是在称赞中国，但实际上这本书的内容侧重于中国威胁来自于中国的文明。马丁·雅克指出，一方面中国的陆地规模大、人口多、种族的同质性以及中华文明强大的向心力，使得中国具有重新定义现代化的能力；另一方面，从霸权的性质来看，英国曾经是海上霸权，美国是空中和经济霸权，而中国是文化霸权，因此，中国的威胁体现在文化层面。当然，也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文化霸权能否实现，取决于中国的价值能否消解与西方价值的矛盾。欧洲对中国产生上述认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的迅速崛起和欧洲成为“没落的贵族”，这种情形构成了国际权力转移的内容之一，而欧洲尚未调整自己来正视这种客观现实。当然，欧洲也希望借助于中国来助推欧洲的经济发展，但在中欧实力变化的现实面前欧洲又担心被中国“博物馆化”。另外，“欧洲中心主义”也导致欧洲认识中国始终缺乏应有的客观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