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农抑商”到“工商皆本”

2017-08-07 09:57 来源:北京日报 
2017-08-07 09:57:03来源:北京日报作者:责任编辑:李澍

  作者:北京大学教授 李伯重

  商业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行业,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引用《周书》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必须有农、工、商、虞(即采集业)四个基本行业,它们都是人民生活的根本。但是在传统社会中,商业却被称为“末业”,农业则被称为“本业”。

  即使是对商业比较宽容的汉文帝、汉景帝,也多次下诏强调:“农,天下之本”。明朝建立伊始,明太祖就说:“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清代雍正皇帝告诫全国人民:“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并且要求各级官员“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贵”。所以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主流经济思想,就是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舍本逐末”是不允许的,因此要“重本抑末”。

  然而,在任何时代,理念和实际操作都不一定同步,在实践中,不同的执政者也会有不同的取向。为了要保证“农本商末”,就必须“重农抑商”,重农是目的,抑商是手段。“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的大臣管仲就说,“欲杀(抑制)商贾之民以益四郊之民(即农民)”。后来秦国的商鞅进一步发展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将其变为系统的、全面的国策。他采取的手段有:禁止农民弃农经商;加重对商人家庭的赋税;增加交易税与酒、肉买卖的税率,减少商人赢利的空间;实行专卖制度,把最赚钱的买卖拿到国家手里;管制粮食贸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不准商人贩运粮食,也不准农民买卖粮食等。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重农抑商称为“上农除末”,推广到全国。

  当然,在大多数时候,国家实行重农抑商,并不是要完全取消商业,而是要把商业抓到政府手里,变成政府控制的商业。重农抑商的思想和实践对中国历史有深远的影响。因此许多人认为中国自古以来都是重农抑商,一成不变。

  实际上,重农抑商的思想和实践在漫长的历史中也在不断变化。在春秋后期和战国时期,各国为了竞争,采取各种方法来富国强兵,有的国家就鼓励商业。工商业者也逐渐摆脱了官府的控制,获得独立经营的机会,出现了陶朱、猗顿等大富商。

  在汉朝的文帝和景帝统治时,奉行黄老之学,无为而治,因此出现了商业繁荣。司马迁描述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到了汉武帝当政后,厉行重农抑商,把所有赚钱的活动都抓到政府手中,导致商业走向了衰落。汉朝灭亡后,天灾人祸不断,政府愈加抑商,于是商业沦落到濒临消失的境地。

  唐朝中后期,抑商政策放松,商业有了较大发展。到了宋代,出现了商业的大繁荣,社会对商业的看法和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叶梦得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指出:“出作入息,农之治生也;居肆成事,工之治生也;贸迁有无,商之治生也;膏油继晷,士之治生也。”即认为士农工商只不过是不同的治生策略,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大文豪欧阳修说:“治国如治身,四民犹四体,奈何窒其一,无异稧厥趾。工作而商行,本末相表里。”明代大学者王阳明更主张四民同列,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

  不仅人们的观念发生了转变,国家政策也在变。到了宋代,抑商的政策已经放宽了。宋太宗就下诏:“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税”,“两浙诸州,纸扇芒鞋及细碎物,皆勿税”。之后,真宗、仁宗屡下诏令,减免了许多杂税。

  明代后期张居正进行改革,提出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厚商”政策,说:“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欲民用不困,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他明确反对国家干预商业,反对官、商(特许商人)分利的垄断性商品专卖制度,提出以“厚商”代替“抑商”。他所要厚待的商人不是盘剥农民的奸商,而是当时新兴的城市工商业者。到了清朝,抑商在国家最高决策层已经不再占重要位置。乾隆皇帝认为,“大概市井之事,当听民间自为流通。一经官办,本求有益于民,而奉行未协,转多扞格”。意思是,商品流通这些事,让百姓去做,国家不要管,国家一来管就会对百姓不利。可见,到了明清时期,国家已经不再完全重农抑商了。

  总之,在明清时期,中国商业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在此背景下,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点,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欲求,商人使其原出于途者,盖皆本也”。也就是说,此时商业已从“末业”变成“主业”之一了。

[责任编辑:李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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