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系思维诊治文物保护误区

2017-08-08 09:0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7-08-08 09:07:2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责任编辑:王营

  作者:上海大学哲学系 周丽昀

  文物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从目前的情况看,大多数文物保护研究属于“技术性”研究,比如研究文物的“病变”机理以及如何“防病”。在这方面,材料学、化学、力学、考古学等学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一些文物保护实践中,可能会走入“保护性破坏”的误区。究其原因,是因为在技术性的问题背后,还有深刻的理念和价值问题值得考量。历史地来看,任何物都有成为文物的可能性,但物之所以成为文物,往往是在一定的空间、地域以及一定的历史和文化中建构出来的,而不是处于价值真空中的客观对象。如果从这样的前提出发,我们会发现文物保护中的一些误区——实体化和对象化的思维方式在文物保护中的片面应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章第21条规定:“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修缮、保养、迁移,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但是关于“不改变文物原状”,却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可以包括保存现状和恢复原状;有学者提出了坚持“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法”的“四原”原则;还有学者提出了以《威尼斯宪章》为基础的现代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可逆性原则、可识别原则和最小干预原则。这些原则看上去似乎没什么问题,但在实践中,其有效性却常常受到挑战。比如某个佛像的“金装”因为风雨侵蚀或者人为偷窃而脱落或者丢失,修复金装之后是“原状”还是尊重历史形成的样貌是“原状”?又比如对古建筑等某些不可移动文物的盲目修复,即便是“修旧如旧”,也可能构成对文物的历史进程的干预和破坏。文物保护与文物修复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对在历史中破损和毁坏的文物,修复未必一定是正确合理的,因为在修复的同时很可能隔断了历史发展的脉络,影响了文物的历史延续性和传承性。

  在文物保护中,通过关系性思维而不是实体性思维,可以更好地考虑到不同文物的特质,把文物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体现出来。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不再是认识关系,而是一种存在关系,由此,人与世界之间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密切的关联,这种关联使得情境性、差异性、过程性以及“此时此地的在场性”成为关系思维的重要特征。具体到文物保护上,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要历史性、情境性地看待文物保护的价值评判和方法选择。文物保护理念会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人类意识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嬗变。文物在最初作为实用品时,其修复仅仅为了能继续使用;成为收藏品后,其修复往往是为了鉴赏,较多考虑艺术上的审美性;作为对文物的保护和修复,则是为了保护文物价值的完整性与科学性。但完整性指的是历史进程的完整,还是文物实体本身的完整,却是需要慎重判断与思考的;科学性意味着我们要区别对待文物保护的重点与方法。比如,关于代表性建筑的价值,有的胜在外形,有的长于构造,有的精于内饰,需要在分析评价后确定不同的保护重点。而涉及名人故居、历史事件发生地,就要从历史情境和意义的角度来判定保护部位,是保护反映历史背景的周边环境,还是保护反映人物人格和日常生活的室内陈设,等等。因此,要在对文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认知的基础上进行价值评判,更多地认识到文物保护是个“过程”,要在关系中针对性地思考和确定文物保护的重点和方法,而不是千篇一律。

  其次,深入研究影响文物保护的因素和机制。文物保护并非是客观中立的科学技术问题,还受到诸如知识、权力、市场、资本等因素的控制和影响。在文物保护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对“原真性”的保护,而对什么是原真性,如何保持文物的原真性,中西方文物保护的理念却很不相同。“原真性”本义是表示真的、原本的、忠实的,而不是假的、复制的、虚伪的。原真性所涉及的对象不仅是文物、古建筑等的真假问题,还扩展到自然、艺术、技术与宗教的关系。现代西方的修复理念更加注重艺术品的原真性,而中国修复理念则更加注重文物外形的完整性,所以常常“修旧如旧”,以达到外在的完整统一。另外,在“原真性”和“复制品”或者赝品的理解上,也会有一些争论。比如,曾经有一幅作品《红马》被鉴定为假文物,但是假以时日,这幅作品却也有成为文物的可能。2006年,德国科隆的Lempertz拍卖行以290万欧元的价格拍出了一幅名为《红马》的画作,当时这幅作品号称出自德国著名表现主义画家坎本东克之手。后来,技术鉴定证明这幅作品用了某种原作时代所没有的颜料,这才被发现是赝品。某种程度上,这个赝品构成了一个“事件”(event)。从历史进程来看,也许这个赝品有成为文物的可能,因为它体现了技术和艺术的突破性的成就和进展。如今,在这个数字时代,机械复制盛行,赝品的形式和内容也越发丰富,必将对文物的原真性理解造成新的冲击。

  再次,关系思维可以使我们打破虚实的界限,必要时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辅助文物保护。在不确定的情境下,我们要慎重对待文物修复。为了对文物进行“最小干预”,或者防止不可复原,我们可以充分运用虚拟现实技术作为支持手段。对有些需要复现原始完整性的不可移动文物,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建构出文物的原貌,如通过“圆明园复原3D全景图”体现损毁前的圆明园样貌。如此,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文物“原状”的损害,又不妨碍文物在历史传承中的“实际”变化,以满足人们对“原作”的欣赏需求。又比如,有些可移动文物一般只能停留在博物馆中,因为空间的限制以及陈列手段的单一和落后,不能有效展示文物内涵。还有些纸质类、漆器类等易损文物,运用传统的人工修复手段耗财费力,也难以用于长期的展出与研究。运用虚拟现实技术或者其他数字化手段对可移动文物进行“复制”(如建设网上博物馆和展览馆等),可以拓展文物的欣赏空间,提高文物的展出率和效果,最大限度地发挥文物的价值,增强人们保护文物的自觉性。

  通过技术手段对文物的病变进行诊治是十分必要的,但实体思维范式下的文物保护有点像西医的标准化、对象化诊疗方式,容易陷入“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误区;而从关系思维出发对文物保护的前提进行批判和反思,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性、差异性、选择性兼具的文物保护,则有点像中医的辨证施治,可以有效避免实体思维带来的“保护性破坏”。也许只有在历史的、具体的情境中,我们才能分析和确定哪些文物需要保护、该不该保护以及能不能保护的问题。在文物保护领域,既需要科技工作者的开拓,也需要人文学者进行一些前提性和基础性的反思工作,来为文物保护引领方向和保驾护航,使得文物保护不只在事实层面,也能在价值层面走得更深更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身体视阈中技术与艺术的交互问题研究”(15BZX037)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王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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