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伊斯兰国崛起之前的叙利亚内战第一阶段，欧盟的外交理念可称为“激进化的世界主义”，它甚至已经违反世界主义的哲学根源——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的论断，即 “任何国家均不得以武力干涉其他国家的体制和政权”。虽然，在欧盟和美国的推动下，2005年联合国首脑会议通过了决议：每个联合国会员国均有保护其平民的责任，如果会员国未能保护其平民，在种族灭绝、战争罪、种族清洗和反人类罪情形下，国际社会有采取各种措施帮助保护平民的责任。但欧盟及其法英等成员国在叙利亚平民伤亡事件没有进行全面客观调查的情况下，就选边站队，没有联合国授权就拟以阻止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的名义军事干预叙内政，公开支持反政府武装，扶植反对派力量，这是对康德思想的一种背离，是武断的、带有“文明的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色彩的右倾世界主义理念。
在叙利亚内战的第二阶段，欧盟的世界主义遭遇到另一种更加极端的世界主义——伊斯兰国为实体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伊斯兰国首领巴格达迪2012年7月曾表示，叙利亚这个国家应该从地图上抹去，他呼吁实施“伊斯兰教法（sharia）”，建立“乌玛”（ummah），消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法国殖民者签订的“赛克斯-皮科”协议所画下的叙利亚边界，去除邪恶的民族主义和可恨的爱国主义，将人们带回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不承认人为划定的边界，除了伊斯兰之外不相信任何国家属性。伊斯兰极端思想的传播也展现出全球化的特征，投奔IS的圣战者比过去二十年加入恐怖组织的人还多。2015年1月和11月巴黎两次遭恐怖袭击、2016年3月布鲁塞尔恐怖袭击案，以及相当数量的小型袭击和恐袭预谋策划中都有这些“出口转内销”圣战分子的影子。
更重要的是，欧盟激进的世界主义理念忽略了维持叙利亚和平和秩序的意义，在叙利亚无情而复杂的地缘政治现实面前遭遇失败，反证了现实主义者，如亨利•基辛格“和平是最大的道德”论断的正确。到2013年，“阿拉伯之春”已经变成“阿拉伯之冬”和“阿拉伯之乱”，叙利亚内战不断升级，变成美国、俄罗斯、伊朗、土耳其、沙特等全球大国和区域大国的“代理人战争”，并滋生和助长了比“基地组织”更为残忍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崛起。40多万人失去生命，超过1150万叙利亚人因战乱背井离乡，叙利亚战争变为冷战后世界导致人们流离失所最大规模的一场冲突。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欧盟为了防止人道主义灾难的行动却反而造成二战后最大的一场人道主义灾难。自2015年开始，大批叙利亚难民开始涌向欧洲，成为冲击欧盟的“欧洲难民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截止2016年6月底前拟在欧盟范围内申请难民庇护的110万人中，30%来自叙利亚。欧盟及以德国为首的欧盟国家秉承世界主义理念敞开双臂欢迎难民，却再一次证明理想在现实面前的“脆弱”：欧盟成员国在接收难民问题上态度不一，匈牙利、波兰、捷克、奥地利公然违反欧盟指令，拒绝接收或自主设定接收难民上限，德国等欢迎难民的国家也陷入一系列融入难民的社会、安全和文化难题之中。难民问题成为英国公民2016年7月公投中选择退欧的重要原因，同时欧洲大陆各国“反移民、反欧盟”极右政党因难民危机声势大涨，直接威胁到欧盟自身的生存。
系列稿件一：熊炜：欧洲之病在“腠理”，还是入“膏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