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模式

2017-08-28 10:18 来源:北京日报 
2017-08-28 10:18:09来源:北京日报作者:责任编辑:康慧珍

  作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彭林

  近代以来,最令中华民族纠结的问题,莫过于文化选择。在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某些知识精英对本国文化的信心彻底崩溃,“全盘西化”似乎成为不二之选。世事沧桑,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迫切需要对文化传统进行再认识。中华文化存在的价值,不是为证明西方文化的唯一正确再增加一个新的例证。中国学者理应深入发掘本国文化的核心意蕴,与国际学术界平等交流,并为未来世界发展提供借鉴。

  中华文化的三个核心意蕴

  一是以“德”为灵魂。

  人类文明是多元的,不同文明的内涵与气象各有千秋。中华文明最基本的特点是以“德”作为价值核心,其起点是在殷周之际。武王伐纣之后,周人反思夏、商亡国的教训,两朝都曾经秉受天命,并且享有不短的国祚,可惜“惟不敬厥德”,对道德没有敬意,极度腐败,“故天降丧于殷”,“天非虐,惟民自速辜”。上天将丧亡降给殷,不是上天暴虐,而是商民自己招致的罪辜。周公要求周人体谅小民“稼穑之艰难”,像文王那样,“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周公还引“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的古语,要求周人时刻关注民情民意,以之作为检验自己为政得失的镜鉴。在周人行将迁都于洛之际,周公告诫成王“不可不敬德”。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底色,中国由此走上了以人为本、以道德为灵魂的“民本主义”道路。

  孔子继承周公以来的德治思想,笃信只有道德才能赢得长治久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他主张君子要为社会树立道德表率,以此教化民众:“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以道德服人之说,影响最为深远,历代学者多奉为圭臬。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他认为,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高城、深池、坚兵、利器、积粟、储米,也不是封疆、险固,而是人心的向背。这段脍炙人口的名言,高扬道德理性,经过千百年的传诵,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信仰。

  二是以“士”为人格楷模。

  孔子最早提出“鸟兽不可与同群”的命题,并将“士”作为人格典范来塑造,希冀全社会以此为楷模,修身进德,实现人生的道德价值。

  先秦时代,贵族阶层的基本构成为天子、诸侯、大夫、士。士处于贵族阶层的最下层,大多接受过良好教育,学识丰富,故人称“闻一知十为士”,“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谓之士”。他们求学的重心在“道德”,所以古人每每以此来定义他们:“守道者谓之士”,“士,蹈道者”,“士,讲学道艺者”,“士,谓进士有德行者”,“士,有道德之称”,“士者,有德之称”。社会各界都将士作为道德楷模来追慕。

  周人崇信“天道”,视其为天之正道、宇宙公理。天道在人类社会的投影,即“君子之道”,是人生的正道。士追求“道”作为实现生命价值的最高目标。生命诚可贵,但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寿夭长短,而在于是否得“道”,即是否获得真理。孔子说:“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他们不惜以生命捍卫自己毕生追求的道德理想,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此后,每当民族危急存亡之时,“杀身成仁”都成为万千志士慷慨献身的精神动力。

  士以近乎严酷的要求修身进德,“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们有很强的道德自律意识,“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更是中国尽人皆知的存问反省的格言。

  士“无恒产而有恒心”,“行己有耻”,“居仁由义”,身体力行,宽宏强毅,以毕生的精力践行自己的学问,《论语》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他们无论仕与不仕,周身都充盈着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孔子、孟子、荀子等所论之“士”,绝非实有其人,而是为引导人们修身进德而构拟的道德形象,并赋予其种种人格内涵。受此激励,历代社会都有大批品格高尚的士出现,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这是中华文化非常独特的地方。

  三是以“天下”为己任。

  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人都是自私的,每个人都希望将个人利益最大化。有学者据此认为,中国社会重视群体利益、忽略个人发展,因而是错误的。此说似是而非。中华文化中的士都是实现了人生价值的优秀个体。士所希冀的利益最大化,不是狭隘的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是群体利益的最大化,再扩而大之,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中国先哲的认知逻辑是,既然“利出于群”,故群体重于个人,“小我”理应服从“大我”。大量优秀的“小我”成就了强大的“大我”,“小我”与“大我”是利益共同体,并不对立。个人只有全身心融入群体,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人类进步作出贡献,个人价值才可实现最大化,才可成为千古为人所景仰的民族英雄,尧与禹就是其例:“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监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

  与柏拉图一样,孔子提出了人类发展的理想世界,将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他憧憬“四海之内皆兄弟”“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未来社会。

  《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知识精英的人生取径。儒者终身学习,旨在报效天下。《礼记·儒行》说:“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先实现自身的人格价值,然后以身许国,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必要时可以牺牲“小我”,捍卫“大我”,成为千年以来中国知识精英共同的人生理想。曹植说:“忧国忘家,捐躯济难,忠臣之志也。”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陆游挑灯夜读《出师表》后言:“位卑未敢忘忧国。”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都是掷地作金石声的价值观宣言。

  北宋承五代之乱,积弱积贫,又受辽、金纷扰,国势危殆,而学者多有为国分忧之志,并由此确立了中华的“天下观”。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明朝东林党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明清之际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天下而奋斗、献身的担当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深深扎根于社会各阶层,成为中华民族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伟力。

[责任编辑:康慧珍]

手机光明网

光明网版权所有

光明日报社概况 | 关于光明网 | 报网动态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光明员工 | 光明网邮箱 | 网站地图

光明网版权所有

立即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