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刘占虎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新时代的新使命，需要新的文化创造。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有必要从当代中国文化生成的历时性和空间性出发，探析新时代中国文化创新发展的时空坐标和实践路径。
当代中国文化生成的历时性和空间性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因而具有凝魂聚气、培根固本的重要作用。文化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性活动中经过时代精神的萃取而沉淀并延传下来的精神力量，因而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具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可以说，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历时性和空间性的有机统一体。一种文化越是厚重并释放着持久的影响力，那么它内在的“时空聚合”特征就越是显著。理解当代中国文化及其生成逻辑，就有待于从其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维度予以把握。
从历时性的角度看，文化是内置于“传统”的基因密码，是承载其历史延续性的本质力量。“传统”不是某种保守的、过去的“历史”，也不是某种已经凝结成形的“实体”，而是作为“代代相传的事物”，在历史的矫枉过正中萃取出来的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文化力量。文化作为“传统”的内在结构，同样具有历史性、继承性、稳定性、流动性、精神性、潜在性、现实性等特点。它属于生成这一传统的社会实践，并通过连续性的实践而延传至今。
从空间性的角度看，文化是负载于“场域”的精神气质，是赋予其内在规定性的本质力量。文化的逻辑主体是人，人的存在及其对象性活动是以既定的空间场域为前提的。当文化作为“传统”的精神密码延续时，往往是以人作为历史的存在为基本依托，以人展开活动的物质场域为基本载体。文化由此成为表达既定空间场域之内在规定性的质性符号，以及处于既定空间场域中的人的时代属性，并通过诸多场域间的能量变换而实现新的发展。
当代中国文化的生成具有显著的历时性和空间性的特征。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在世界东方这一空间场域，在绵延几千年的历史实践中进行反复萃取的结果。文化作为跨时空的观念力量，同样会在跨时空的时代实践中发挥作用，调试着人们的生存和生活方式，确证着时代演进中的社会结构。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结构的传统文化，是在百家争鸣、独崇儒术、兼收并蓄的过程中形成的，并对逐步确立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体系发挥了凝魂固本的作用。正是由于它能契合时代的需要，而作为一种弥散性的观念力量在空间上得以聚合，在时间上得以延续，虽经诸多历史朝代的更替而未曾中断，中华文明由此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
近代以降，积贫积弱的国运境地在西方列强的胁迫下打开闭关锁国的大门，不得已而开启了“外源或外诱现代化”的历程。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通过师夷长技、师夷制度、师夷文化，旨在打破观念上既有的禁锢力量，以新的理念建立新社会的改革方案。产生于东西方不同空间场域的文化，在“民族历史”通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演绎着交融共生的图景。这其中包括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作为更契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新社会制度方案，以高位优势的感召力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让中国人民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使命。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历史性变革，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令世界瞩目的重大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拓展现代化建设路径的“中国方案”中蕴含的“中国智慧”，超越着几千年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其中生成并蕴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中的文化形态，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它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具有典型的时空结构特征。
整体研判当代中国文化创新的新坐标
文化创新不是速效工程，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树立历时性的发展思维。文化创新也不是另起炉灶，不能闭门造车，需要树立空间性的聚合思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历时性”的生成中，蕴含着多维空间场域的“共时性”特征，即“中西古今”高度融合的时代场域。这是研判当代中国文化创新发展的时空坐标。任何单向度的认知思维，都不利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