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执“古”过之，御“今”不足，过于尊崇历史的传统性而难以割弃赘余的历史包袱，进而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开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古人的智慧是宝贵的历史遗产，肯定其价值并不意味着厚古薄今，而重在通古今之变，以御今之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重在以当下生动的时代实践为落地平台，以新的时代精神来激活其生命力，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如果只是强使古人穿上时装来解决今人的诸多问题，既不现实，也未必可行。有生命力的文化是在“传统”的流淌中不断萃取和更新，以朝向新的未来。如果裹足不前，则既不能深刻理解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也不能担当起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新使命。
其二，鉴“古”不足，唯“今”过之，过于看重现实的功利性而难以传承优秀的时空价值，进而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去伪存真”。传承和弘扬是建立在整体理解和批判扬弃的基础上的。尽管说传统文化资源是现成的，但并不能根据当下的需求直接拿来随便用。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向世界发出了传承和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声音”：“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重在知往鉴今，通过整体把握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时空的价值元素，结合时代发展的真实需要进行“去伪存真”，才能更好地“从历史走向未来”。如果过于注重眼下利益，急功近利，则既不能很好地汲取“御今”的智慧元素，也不能清醒地把握未来社会前进的方向。
其三，守“中”过之，鉴“西”不足，过于坚持民族的特殊性而难以吸收先进的西方文明，进而影响对现代人类文化的“兼容并蓄”。就文化的生成结构而言，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所表达的是文化多样性的内在结构特质。西方文化的形成同样具有历时性和空间性的特征，因为经过历史的萃取而具有不断朝向未来的可能性，因为生成于既定的物理场域而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现代西方文化代表着人类工业文明时代的精神成就，在开启现代性，尤其是在创造丰裕物质财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着人类农业文明时代的精神成就，在建构有序公共秩序方面积淀了独特的智慧资源。“西学东渐”难免会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但也不能“因噎废食”而拒绝一切营养价值的资源。整体理解并合理借鉴现代西方文明的积极成果，可以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必要的参考和镜鉴。
其四，居“中”不足，唯“西”过之，过于追求发展的现代性而难以激活本土的优势资源，进而影响对现代西方文化的“食洋不化”。从文化生成的“历时性”来看，现代西方文化是与工业文明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的，是开启现代性的观念文化形态。然而，我们不能无视这一“未完成的事业”所潜在的困境和不足，进而简单地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申而言之，“崇洋媚外”往往与“食洋不化”是相伴生的。凡事都有对立与统一的两面，欲思其利，必虑其害。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文化，既要辩证看待西方国家在现代化中的“西方贡献”及其地域特色，也要整体观照当代中国在探索现代化道路中的“中国方案”及其世界意义。如果唯西方至上，那么很容易迷失自我存在的本根，也就容易消弭“洋为中用”的承载主体，消解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意识和本土优势。
如上四种“偏执一端”的认知取向，既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也不契合当代中国文化创新繁荣的国情实际。探索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新坐标”的过程，本身也是调试“旧站位”的过程，这正是否定辩证法在文化创新逻辑上的应然体现。
新时代中国文化创新发展的实践路径
时代在发展，人类在进步，新时代需要坚持文化自信，进行新的文化创造。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需要在新时代的“坐标轴”上进一步优化中国文化创新发展的实践路径。
其一，坚持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核心发展目标。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和享有者。文化是属人的，也是为了人的，所谓文以载道，文以化人。人民群众既是“化”的主体和源泉，也是“化”的对象和目标。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理论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本身也是来自人民群众，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中汲取精神力量，进而形成服务于人民的文化产品。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新时代文化建设和发展工程，要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着力点，将来自人民的文化成果惠及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创造中来。
其二，立足历史与空间逻辑相统一的时代化实践。文化是一种特定的观念上层建筑，对于文化的生成机理和作用逻辑，只能在时代化的实践中得到合理的确证。文化精神以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构成了可供人们反思历史和滋养当下的思想空间。人们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当代中国的时代实践，是在“中西古今”高度聚合的场域中进行的，具有历时性和空间性的双重特质。新时代文化建设和发展工程，需要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立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实践，面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未来实践，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化创造，为人民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其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汲取中外优秀成果。意识形态决定着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批判借鉴中外文化资源，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从中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让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新时代文化建设和发展工程，需要树立“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发展视野。一方面，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整体观照和批判汲取西方文明的积极成果，坚持“洋为中用”的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国文化新辉煌。另一方面，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发展要求，坚持“古为今用”的创造性转化，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其四，以高位优势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新时代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在解决“当代中国”特定时空场域发展问题的同时，也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情怀探索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高位优势的时代精神，必将影响着人们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未来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