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司法监察长官张汤之家风传承

2017-12-08 17:25 来源:人民法院报 
2017-12-08 17:25:13来源:人民法院报作者:责任编辑:刘丹

  作者:陕西省委党校法学部 卢鹰

  2016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上强调:“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这番话鲜明指出了良好的家风建设与传承对子孙成长和家族兴盛的重要性。在西汉一代,与大司马、冠军侯霍去病的弟弟霍光家族因家风败坏而导致灭族之祸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曾任朝廷司法、监察最高长官的张汤及其儿子张安世因为注重家风、家教及传承,竟然延续八代逾二百余年而荣显不衰,打破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和“富贵不过三代”的古代民谚,成为中国历史上家族发展的一个奇迹。故《后汉书·张纯传》赞曰:“自昭帝封安世,至吉,传国八世,经历篡乱,二百年间未尝谴黜,封者莫与为此。”

  言传身教,好学敬业

  张汤是汉长安杜陵人,其父曾担任长安县丞,主管一县法令文书、仓库、监狱等事务,对幼年张汤的学习和爱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汉书·张汤传》记载,有一次父亲外出,年幼的张汤在家看守。父亲回家后,发现家里的肉被老鼠偷吃了,气愤之下打了张汤几巴掌。张汤难忍委屈,掘开鼠穴,捉住老鼠和还没有吃完的肉,对其严刑审讯拷打,录取了“口供”,写就了判决书,判处老鼠乱刃分尸的磔刑,与赃物陈于堂屋。父亲归来看到后大吃一惊,又见张汤写的判决书于法有据,于情合理,“文辞如老狱吏”,从此让张汤练习治狱办案事务。父亲的言传身教和张汤的勤奋好学,使张汤终成大器,被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任命为主管司法的廷尉和主管监察的御史大夫,曾与丞相赵禹修订国家法律,撰成《越宫律》二十七篇,为汉朝的法律制度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汤这种自幼好学、术有专长、勤奋敬业的作风深深影响了其子张安世及后世子孙。史书记载张安世年轻时因为“善书”被任命为给事尚书,供职于中枢机构尚书台,勤于政事,“休沐未尝出”,也就是经常放弃正常休假。有一次汉武帝行幸河东,丢失了由尚书保管的三箧文书,武帝问及所有尚书,对丢失文书内容皆茫然无所记忆,只有张安世一人从容列举所失文书中记载的事实。后来所失文书被找到,其内容与张安世所言一一校对,竟然没有任何差错。武帝“奇其才”,擢提为尚书令。在昭帝和宣帝在位时期,多次下诏褒扬张安世“勤劳国家,守职秉义”,封为富民侯,先后出任右将军、车骑将军直至宰相,地位仅次于大将军、大司马霍光。张安世的长子千秋曾与霍光的儿子霍禹共同任官中郎将,率领所部随度辽将军范明友出击乌桓。得胜还朝后拜谒霍光,霍光分别询问山川形势、用兵方略与战争过程,张千秋一边口中解答,一边手中“画地成图”,“无所亡失”;再问霍禹,霍禹全然忘记,随口答道:“皆有文书”。霍光痛惜教子无方,喟然叹息说:“霍氏世衰,张氏兴矣!”霍光不幸而言中,《汉书》记载:“及(霍)禹诛灭,而安世子孙相继,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人。”

  为官廉洁,崇尚节俭

  三国时期蜀丞相诸葛亮临终之前在《诫子书》中叮嘱诸子道:“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后人引申为“廉以立身,俭以养德”。为官廉洁、崇尚节俭是张汤家族世代相传的家训,也曾有过血的教训。史书记载张汤被三长史陷害自杀后,家产不过五百金,全部来自自身的俸禄与皇帝的赏赐,没有任何来历不明的财产。张汤的兄弟、儿子悲愤之余,想厚葬张汤,张汤的母亲不同意,说:“汤为天子大臣,被恶言而死,何厚葬为!”用牛车运载灵柩至坟地下葬,有棺而无橔。汉武帝听说后,叹息道:“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于是尽诛陷害张汤的三长史,丞相庄青翟也引咎自杀。2002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位于西北政法大学南校区的张汤墓,考古发现,除了两枚张汤本人的“方寸之印”、铜镜、五铢钱外,再无其他物品,印证了史书记载的真实性。太史公司马迁虽然厌恶张汤用法严苛,助力汉武帝与民争利,将张汤列为十大酷吏之一,但也不得不在《酷吏列传》文后称赞如张汤这样的酷吏“廉者足以为仪表”。

  张汤及其母亲廉洁立身、崇尚节俭的家风也深深影响了张安世及其子孙。在昭帝和宣帝时期,张安世虽贵为公侯,位列三公,地位仅次于霍光,但日常生活极为节俭,经常穿一身黑色的平常衣服,他的夫人也亲自纺线织布,家僮奴仆数百人各以技艺专长谋取生计,从不收养游客说士,更不容许家僮奴仆依仗相府权势欺压他人。安世为官清正,他对收受贿赂的现象深恶痛绝。有一个被他推荐为官的人携带重礼前来感谢,张安世大为恼怒,认为举荐杰出人才为官乃自己的职责,岂有私下感谢之理,于是下令将来人驱赶出府,并从此断绝了与此人的来往。张安世的儿子延寿在父亲死后位列九卿,继承了封地别邑。张延寿认为自己身无任何功德,不能躺在祖宗的功劳簿上吃老本,几次上书请求裁减封地别邑,生活不尚豪奢。张延寿的孙子张临虽贵为宣帝的“驸马”,婚尚敬武公主,但一生牢记家族遗训,为人谦恭,崇尚节俭,经常引领儿孙登上府中台阁楼榭,告诫说:桑弘羊、霍光家族以骄奢淫逸而导致灭族之祸,你们当引以为戒,不能辱没祖宗,贻害后代。临死之际他将家产分别施舍宗族邻里故旧,遗嘱薄葬入土。

  即使家风家训如此严厉,但也难免百密一疏,出现个别不肖子孙。张临的儿子张放因为是先皇公主的儿子深受汉元帝宠爱,“赏赐以千万数”,大兴土木建造府第,生活豪奢,淫逸无度,经常与元帝同卧同起,微服出游,北至甘泉宫,南到终南山下,斗鸡走马长安城中,并纵容家奴操戈持弩,公然冲击官府,箭射官吏,伤害百姓,几乎无恶不作,道路侧之以目,迭遭百官弹劾。但汉元帝难割难舍,将其屡次贬放外地,又屡次召回朝中。元帝死后数月,张放也“思慕哭泣而死”。张放的儿子张纯痛定思痛,以父亲所作所为引以为训,“恭俭自修,明习汉家制度故事,有敬侯(张安世)遗风。”故在王莽篡汉自立之际能保全家室,汉光帝中兴汉室后官至大司空。

  忠信谨厚,推贤扬善

  汉武之世,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诸侯割据势力,打击地方豪强势力,以加强中央集权。张汤作为中央政府司法长官与监察长官,与汉武帝保持高度一致,贯彻这些措施不遗余力。汉武帝好儒学,董仲舒作《春秋决狱》,身为廷尉的张汤即延纳治《尚书》《春秋》的博士弟子补廷尉史,讨论弥补国家法令的疏漏与不足。遇到疑难案件需要皇帝亲自裁决时,经常在上书中理清原委,说明情况,提出个人建议。如果受到肯定,便记录在案作为以后审理同等案件的依据;如果受到皇帝指责,便引以为己错,上书谢罪,但有时也据理力争。如审理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案件时,武帝想为交结诸侯的文人侠士说情,被张汤严词拒绝,武帝无可奈何,只得作罢。在任职御史大夫时,为了解决国家出击匈奴所造成的财政困难,张汤奏请铸造白金和五铢钱,实行盐铁官营,颁布告缗令。这些措施虽然得罪了豪强贵族,但为国家开辟了财源。张汤的这种忠诚王事的作风在张安世身上也有体现。昭帝曾经下诏褒扬张安世“辅政宿卫,肃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宁”。宣帝也数次下诏赞扬他“宿卫忠正,宣德明恩,勤劳国家”,“忠信谨厚,勤劳政事,夙夜不怠”。

  更为可贵的是,无论是张汤还是张安世,均以选贤任能为己任,向朝廷推荐杰出人才,有功则归于下属,有过则归之于己。如张汤为廷尉时,但凡上书言事收到皇帝批评,他即自责是自己愚昧,不虚心接受下属的意见,酿成此错;如果受到皇帝称道,则说明这一建议是属下廷尉监、廷尉掾、廷尉史某某所为。故司马迁虽然指责张汤是用法严苛、“舞文巧诋”的酷吏,但也不得不承认其为政作风擅长“扬人之善,蔽人之过”,故深得属下及文学之士拥戴。张安世为官尚书令,典掌中枢机构,负责朝政决策,可谓位高权重,但他谨慎周密,经常于国家大政方针决策之后,称病移居宫外,当正式诏令下达以后,又佯装吃惊,派人到已经变为执行机构的丞相府询问究竟。此举虽有虚伪做作之讥,但体现了他恭敬谦逊、显示皇权独尊的态度。其属下有一郎官自认为工作勤奋,劳苦功高,但不见升迁,颇有怨言,张安世当面批评他说:“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执事,何长短而自言乎!”这位郎官受到上司如此措辞严厉的批评,自以为从此升迁无望了。但没料到未过多久,却得到升迁的通知,方知张安世虽表面上拒绝了他的要求,实际上将其已写入升迁人员名单上报朝廷。张安世的孙子张勃为官散骑谏大夫,认识了因家贫乞讨流浪到长安的山阳瑕丘(今山东兖州北)人陈汤,交谈之后认为陈汤见识高远,才能杰出,便极力向朝廷推荐他为官。后来有人检举揭发陈汤在其父亲死后贪恋官位,没有回家奔丧守孝,是大逆不道之举,执法部门将其拘捕下狱,同时朝廷下诏谴责张勃举荐不当,用人失察,给予削户二百的处罚。张勃死后赐恶谥“繆侯”以示惩戒。陈汤出狱后毛遂自荐,请求出使西域打击匈奴势力,与甘延寿一起联手并指挥西域各国联军大破匈奴,擒杀郅支单于,结束了汉与匈奴之间长达百年的战争,并发出了“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壮语,极大地提高了汉王朝在西域的号召力和震慑力。这个时候文武大臣才想起了当年极力举荐陈汤的张勃及其遭遇,纷纷在叹息之余敬佩张勃的知人善任。

  正是这种忠信谨厚、推贤扬善的家风及其传承,使张氏家族兴盛二百余年、历经八代而不衰。故班固在《汉书·张汤传》后赞曰:“汤虽酷吏烈,及身蒙咎,其推贤扬善,固宜有后。安世履道,满而不溢。”前几年,陕西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的张安世家族墓葬,14座墓葬中出土了玉衣残片、瓷器、印信、佩剑、青铜驷车、成套量具、千军战俑等珍贵文物。目前,文物部门正准备在进一步发掘的基础上筹建张安世家族墓葬遗址博物馆,与附近的张汤墓一起对外开放,以期展现两汉时期一个家族的兴盛历史与精神风貌。

[责任编辑: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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