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 王孝松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发展到4月上旬，摩擦不断升级，两国纷纷列出增税清单，贸易战一触即发。美方挑起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便是特朗普及其内阁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减少从中国的进口、扩大美国出口来维护国内就业。但事实上，对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源和生产要素跨经济体配置的国际贸易来说，传统贸易理论所假定的“出口创造就业，进口减少就业”已不再完全适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在国际分工层面展现出一个重要特征，即产品的生产过程包含了众多工序，被拆分到不同国家进行，从而形成以工序、区段、环节为对象的分工体系。当代国际贸易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由货物贸易转变为任务贸易（Trade in Tasks）。实际上，这种国际生产分工起源于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战略，在生产工序不断深化的推进下，生产分割开始盛行，商品生产过程被分为不同的环节，这些生产环节分别部署于世界各地，各个环节可能由一个企业完成，也可能由多个企业共同完成，这被称为全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的不断延伸和融入价值链中的产品种类不断增加，在为参与者创造就业、增加收入的同时，也导致以传统的“贸易流量”为标准所统计的贸易数据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弊端，按照传统方法进行贸易统计已造成“所见非所得”的严重偏误。
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使货物在实现最终消费之前，大量以中间产品形式在全球各地流转。根据笔者的估算，目前世界中间产品贸易占全球商品贸易的56%，服务贸易的70%。海关统计数据表明，加工贸易出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占据中国出口商品中的大部分，通常只是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产品作最后的加工或装配，例如中国出口的计算机中就包含进口的芯片、存储器、驱动器、键盘、软件等。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出口实际上是全球生产网络带来的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出口。然而根据现行国际贸易的统计原则，贸易规模是由海关的进出口量加总而成的。因此，传统的中美贸易统计指标只计算了从中国出口的产品总额，忽略了其中可能包含的中国从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从美国进口的中间产品。正是这些中间产品进口，将相关国家和地区对美的出口转嫁给了中国，造成了中国出口额激增的表象，加剧了中美贸易冲突。正如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拉米所说，将出口商品的价值全部归总于最终出口国，其带来的统计偏差将曲解双边贸易失衡的实质，带来误导并导致贸易争端。
在中美制造业贸易中，人们看到的通常仅仅是“中国制造”，而忽略了“中国制造”中的美国含量。这些“美国含量”既包括“中国制造”的最终产品所含的美国中间产品，也包括产品在美国最初的设计环节、最终的销售物流环节，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产业升级等。所以，出口到美国的“中国制造”产品从生产、流通及研发等多方渠道为美国创造了就业机会，然而这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为考察中国制成品出口对美国就业正向拉动作用的具体途径，笔者计算了中国对美国制造品出口中来源于美国的中间产品成分，发现中国制成品中的“美国含量”随制成品技术含量的增加而增加。在2007年至2016年期间，全部制造业出口中“美国含量”平均为1%左右，其中高端制造业的“美国含量”平均为1.8%。在此基础上，利用美国就业需求矩阵中的就业-产出比率，笔者计算出不同行业制造品中美国中间产品为美国各行业分别带来的就业机会。定量分析结果表明，这些中间品在2007年至2016年十年间为美国创造了180万的就业岗位。
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对美国的制造业出口，对美国总体就业、制造业就业以及贸易运输等服务类就业都存在正向的拉动作用；而美国对中国的制造业出口，虽然对美国制造业就业有微小的促进作用，但对其总体就业和贸易支持类服务业就业有较大的负面冲击。具体来说，中国对美国的制造业出口每增加1%，美国总体就业、制造业就业以及贸易运输与公共设施服务业的就业量分别增加0.21%、0.01%和0.20%；而美国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每增加1%，虽然带来美国制造业就业量0.002%的增加，但其总体就业和贸易运输与公共设施服务业就业量分别减少0.24%和0.25%。因此，中国对美国的制造业出口非但没有对美国就业产生压力，反而对其有显著的拉动作用。不同于传统思维的是，这些就业是美国通过从中国进口而得到的。更准确地说，这些数字意味着中国对美国的制造业出口为美国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估算的仅是以中间品形式存在于中国制造品中的“美国含量”及其对美国的就业拉动作用。事实上，还有很多成分存在于产品的最初设计和最终在美国市场的流通环节上，而这些又直接或间接地为美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
综合以上分析，中国对美出口实际上为美国劳动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我们需要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考虑当今国际贸易，从而有力回击美国以保护本国就业为由而挑起的贸易争端，为化解贸易摩擦、打赢贸易战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