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王友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博士 王慧芝
当前，全球治理前所未有地被置于中国外交的前沿核心位置。全球治理缘起于全球化进程并由学术理念逐渐成为诸多国家的多边主义政策选项，它不仅在西方世界有不同的语境和解读，而且在发展中国家更有不同于西方且根植于自身利益的诠释和考量。
一、欧洲的“全球治理”和美国的“治理全球”
全球治理发端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德国，并随着《天涯若比邻》一文而名躁全球，但在西方世界，全球治理却有不同的“礼遇”。在发源地欧洲，无论是学术层面还是政府层面，全球治理被广泛认同并进入决策层面。欧洲希图借此将全球治理塑造成21世纪国际秩序和全球体系的核心理念。欧洲主张，在应对全球化各种传统挑战和非传统挑战的进程中，主权国家、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各类行为主体共同参与全球事务管理，在以规则为核心的基础上，以相互调适的方式展开合作治理。
然而，欧洲的全球治理理念在价值观相似的美国却遭遇较大争议。该理念推出之际正值两级格局结束之时。苏联解体后，美国“一超独大”，凭借胜利者的嚣张气焰，在全球范围内大肆推行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为核心内涵的“华盛顿共识”，“美国化”一度成了全球化的代名词。在美国传统保守派看来，欧洲全球治理的要义是构造诸多国际行为体参与的国际体制和国际秩序，实质是推行多极化。这与自诩为“世界霸主”的美国所主张的“单极世界”全球观格格不入。美国认为，不管全球面临的传统挑战和非传统挑战多么复杂，美国凭借其掌控的国际治理机构、美元霸权和军事实力，有足够实力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全球体系。一言概之，美国的全球观是美国治下的单极世界。
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全球金融危机、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等一系列事件强力改变着世界格局，全球力量对比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美国霸主气焰相对减弱。随后的“伊斯兰国”、难民潮、疾病肆虐、气候变化加剧等非传统挑战抬升进一步使当时的奥巴马政府认识到，单凭自身无法“治理全球”，于是美国部分参与了欧洲版的全球治理。
特朗普以非建制派的身份登上美国总统宝座后，祭出“美国优先”大旗，新政纲以“内顾”为主，全球战略有所回调，陆续从前政府参与的全球治理中“退群”。即便如此，美国“治理全球”的初衷并未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只不过是特朗普希望减少治理全球的成本，让其盟友分担治理费用而已。
尽管欧洲的“全球治理”与美国的“治理全球”有着诸多不同，但美欧毕竟同属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历史文化、政治体制、民主人权等价值观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面对新兴经济体崛起后挑战西方把持的国际权力体系时，美欧抛弃彼此理念的不同，相互认可、支持对方的理念和主张，联手力防后来者“动其奶酪”，阻遏新兴力量走近国际权力体系的中心。
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治理”观
发展中国家国情不尽相同，但大多都有被西方列强殖民的历史遭遇，有些国家的治国理政方针至今还承袭宗主国的体制和理念，有些国家的国策和发展模式则杂糅着本土传统、宗主国理念和外来文化等观念。对于欧洲提出的“全球治理”理念，非洲、拉美大多数国家采取了认同态度，有些国家甚至将其置于外交政策和对外战略的重要位置。
发展中国家大多认同欧洲全球治理观中如下观点和主张。其一，认同全球治理所期望达到的理想结果：通过治理，建设一个生态美好、全球安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多极化世界。其二，认同全球治理的实施方式。通过政府、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等各种行为主体的共同参与，实现全球治理的主体多元化。其三，认同全球治理应在建立规则、规制的基础上进行，以公开、透明的规则来配置、完善和构建全球治理的制度性权力体系。
尽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认同欧洲全球治理理念，但并非全盘接受其所有的主张和观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大多采取保留甚至反对的态度。其一，在主权让渡问题上。欧洲认为，为了使全球治理达到“高效”状态，在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时，民族国家可让渡一部分主权给地区一体化组织和国际性组织，如货币权、财政权等。发展中国家则认为，世界尚未大同，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仍是首要利益，主权高于一切，不可轻易让渡。其二，在人权、民主价值观问题上。欧洲认为，民主人权是普世价值观，应是全球治理的基本价值观体系。而发展中国家认为，全球治理的价值观体系不应由西方来定位，因为西方大国常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借全球治理之名，以双重标准，行干涉他国内政之实。其三，在国家威权问题上，欧洲虽然认为国家政府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行为主体，但认为全球治理的本质特征是没有政府威权的治理行为（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威权政府不再理所当然地是全球治理的首要行为体。但发展中国家大多认为，虽然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NGO）、国际组织的作用日渐凸显，但无法替代威权政府的首要角色，离开各国政府的威权和行动，全球治理将寸步难行，最终一事无成。
三、中国的“共享、共建、共商”全球治理观
中国学术界研究、阐述、争论全球治理的理念已有二十多年，但在中国政府层面鲜有正式提及该理念。即使出现在中国政府报告和文件时，也是以“全球经济治理”“全球气候治理”的形式出现，很少直接使用“全球治理”一词。十八大以来，政府高层、主流媒体逐渐直接使用该理念，尤其是2015年10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全球治理”后，该名词迅速在各级官方层面流行而成为热词，随后学界掀起又一轮研究全球治理的热潮。
尽管中国官方层面开始正式使用全球治理的概念，但并非表明中国政府已经全盘吸收这一理念，而是根据自身国情、世界发展规律、现行国际秩序的弊端、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提出了中国的“全球治理”观。201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正式提出“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同年10月，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由此揭开了中国的全球治理观的核心要义，对于全球治理的几个根本问题给出了“中国答案”和“中国主张”。
其一，缘何治理？中国的答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愈发凸显，大家共同居住在“地球村”，彼此命运更加紧密相连，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挑战，必须抱团取暖，联手应对，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二，谁来治理？中国的答案是：共建。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但是当前的国际治理体系并未反映这一事实，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权力与其经济规模极不相称，必须改革、完善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建立与时代相符的全球治理制度性框架，使其朝着更加公正、公平、普惠的方向发展。
其三，如何治理？中国的答案是：共商。人类虽然进入21世纪已经近20年，但西方国家依然想要用旧思维来垄断和把持新世纪的国际秩序，依然想做新世界的“主人”。中国主张，全球事务大家办，大家的事情大家一起商量着办，而不是哪一家说了算。西方垄断国际事务的时代已经过去，广大发展中国家理应成为全球治理的参与者、规则制定者，在联合国的框架内，按照联合国宪章与宗旨，戮力同心，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惟其如此，全球治理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
其四，成果如何分配。中国的答案是：共享。通过各种行为主体的努力，全球安全、生态环境、疾病防控、跨国犯罪、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等领域均取得成果后，是既往的“弱肉强食”“赢者通吃”，还是共享其成？中国认为，一个公正、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应该形成“全球公共产品理应由大家共享”，唯此，方能产生一个更加公平、包容、和谐的全球治理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