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何代欣
4月11日，2018博鳌亚洲论坛“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分论坛如约举行。针对中国怎样看待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中国目前实行的是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及零利率政策。关于主要经济体央行资产负债表收缩问题，我们在很早前就已经预期到了这种变化，所以已经完全准备好了。”
那么，何为货币政策正常化？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提出，货币政策位于一个所谓的“不可能三角”当中，即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也不可能兼得。简言之，货币政策越独立，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之间必须舍弃其中一个，或者说要放松对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反过来，如果货币政策能够相对有弹性，那么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也会更有空间。这便有了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意义。
货币政策正常化转化为更加通俗的理解，就是货币政策要回归稳健而中性，不是2008年之后的“扩张”，也不是大家担心的“紧缩”。目前看，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时机正在成熟。易纲11日表示，“目前，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3.7%，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2.8%，中美利差处于比较舒服的区间。包括货币市场的隔夜利率和七天利率，中美利差也在舒适的范围内。简短地说，面对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注重货币政策协调，而不是固守货币政策一些准则，或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新选择。因为，货币政策正常化的积极意义还很多。
货币政策正常化有助于缓解多年来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的双重压力。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受益于便利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与世界经贸往来规模不断扩大，所涉领域逐步拓宽。如何把控资本自由流动与维持汇率基本稳定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个开放经济体所要面对的挑战。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指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另据世界贸易组织2017年末的统计，中国已经连续9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出口第一大国地位。相对于货物贸易的快速增长，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中国经济，还应该关注服务贸易、国际投资和金融账户等多层次的内容。这些内容无不牵涉资本流动和汇率状况。因为更加便利的资本流动无异于在金融层面给企业和个人降低了投融资成本；汇率形成更加市场化，也会减低资产定价与汇兑过程的一系列风险。因此，货币政策正常化正是资本流动和汇率形成迈向更高水平的阶段性前提。
货币政策正常化对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有重要意义。中国金融体系面临去杠杆的艰巨任务。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是需要高度关注并妥善防控的重点领域。相对财政风险的长周期特征，金融风险可能在短时间内、局部领域被触发。为了降低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发生概率，货币政策调整是最基础的工作。首先，货币政策正常化能够降低各方对超发货币的预期。投资泡沫和资产泡沫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挤出。一些相对激进的金融活动也会受到抑制。其次，货币政策正常化能够为人民币对内价格-利率及对外价格-汇率的形成提供稳定的支持。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此两大目标离不开货币政策牵引。一个可靠的货币政策比很多应对性的措施都要有效。最后，货币政策正常化为宏观调控预留了空间。自从上一轮刺激计划之后，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整空间受到了一定挤压。无论是价格工具还是数量工具，都有回归初始状态的需要，适时调整并撤出扩张性的政策，成为近年来的工作方向。放眼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各国，都在为中央银行减负，也在为金融体系降温。无论对内还是对外，中国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选择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货币政策正常化是一个崛起大国引领区域发展、承担全球责任的标志。考虑到中国现今的经济的体量，以及国际经贸活动中的比重，中国货币政策的外部性开始显现。主要贸易伙伴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一方面来自于进出口贸易活动的稳定增长（中国出口增速比美国和德国分别高出1.3和0.5个百分点；进口增速比美国、德国、日本和全球分别高出10.4、8.1、7.6和6.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也有对中国经济政策稳定性的关切。货币政策正常化有助于国际收支平衡，促进与各国之间的进一步交往和合作。
过去20年，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逐步加深。与世界同步，货币价格调整与货币供给量变动已经成为烫平经济周期，维持经济增长的主要宏观调控工具。可以认为，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历程中，宏观调控方式的变化正在悄然展开，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性亦不断上升。因此，我们对货币政策正常化的积极意义可以有更多、更深次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