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连外国语大学文化传播学院院长，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张恒军
5月28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布成果，浙江良渚遗址、山西陶寺遗址、陕西石峁遗址和河南二里头遗址等地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大地5000年文明。这一成果，回望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力量，激发了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
中华文明缘何生命力如此旺盛？主要原因在于中华文化文明的核心精神之一：“礼”。“中华文明实际是在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等地理范围内展开并结成的一个巨大丛体。”而凝聚这一丛体的正是“礼”。
礼是什么？唐代孔颖达说：“人能有礼，然后可异于禽兽。”礼是人与禽兽的区别。《礼记•乐记》说：“礼者，天地之序也。”礼是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礼记•王制》认为，礼是统治秩序。《周礼》认为，礼是国家典制。《礼记•仲尼燕居》说：“礼也者，理也。”礼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准则。
何谓文明？《周易•贲卦•彖传》有关“文明”的表述，有这样一条：“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意思是，天文是指刚柔交错的自然变化及其法则；人文是人类制礼作乐以对人类的行为加以规范，即文明。
“礼”推动中国最终成为文明之邦。中华文明孕育于约170万年前。云南元谋县、陕西蓝田县等地的猿人化石可证明从那时起有了中华民族的先祖。文明的孕育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7000多处文化遗址，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地方性的多种文化区。到新时期时代中晚期，中华文明诞生了。从物质层面表现而言，一是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有相当发展的基础之上；二是出现明显的社会阶层分化；三是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四是在这些城市，特别是中心性城市出现大型建筑。从精神层面表现而言，“礼”贯穿始终。就牛河梁文化遗址而言，在这里发现了坛庙冢一体化的大规模祭祀仪式建筑群，女神庙位于遗址群的最高处，反映了这样的特征：“由巫而王”“由祀而礼”。有学者认为，从红山时代的大巫师到上古时代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实际上都是集神权和王权于一身的大巫。伴随着神权走向王权，巫的祭祀演变为王的仪礼，祭祀礼仪演化出政治典章，原始歌舞演化出文学艺术。中华文明由此依靠由“礼”衍化出的一整套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等传承至今，并不断袪魅，走向实用理性，成就今天的礼仪之邦。
中华文明缘何绵延5000年而不衰？正是缘于“礼”。中华文明在早期生成的过程中，形成于黄河上中下游的三个文化区、形成于长江中下游的两个文化区和燕辽文化区等的接触中，“礼”被延伸，从部落到国家，从家族到民族，因而铸就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基因。基因生成后，中华文明至少经历了三次基因大调节，有效发挥了阻遏作用、激活作用。第一次是秦灭六国之后，由百家争鸣走向文化大一统，自汉武帝起，奠定了实用主义倾向的儒家思想统治模式。第二次是自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与中国儒家、道家融合，至隋唐，儒释道文化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形态。第三次是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传入，由中国共产党主导，形成了方克立总结的“马魂、中体、西用”的综合创新。
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绵延不断。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过程是从多元到一体，既有中华大地不同文明之间的兼收并蓄，也有对外界文明的兼收并蓄。的确如此，中华文明的旺盛生命力来源于中华大地较为广阔的根基，先祖在这里狩猎、放牧，原始农耕的发展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华文明的旺盛生命力来源于在多元文化接触中，相互竞争，相互依存，自觉创新；中华文明的旺盛生命力来源于大量吸收外来先进文明的同时，也产生了强大的辐射性影响；中华文明的旺盛生命力来源于“礼”的基因，一脉相承，延绵不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