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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情缘:潘序伦与他的知交们

2018-07-12 09:21 来源:解放日报 
2018-07-12 09:21:23来源:解放日报作者:责任编辑:郑芳芳

  作者:罗银胜

  被誉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的潘序伦先生,以仁者的担当、勇者的无畏和智者的拓展,为我国现代会计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让人们最早感受到了现代会计的魅力。

  谈笑有鸿儒。潘老的朋友很多,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互为引援……这些朋友虽大多已远行,但他们高尚的精神追求、学术理想和人格风范却难以被忘却。今年是潘序伦先生诞辰125周年和由他亲手创办的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成立90周年,我们回首潘老与朋友们的情谊,以为纪念。

  君子贵相惜,营救聘用马寅初

  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和潘序伦曾先后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马寅初年长潘序伦11岁,1914年便以论文 《纽约的财政》获该校博士学位,他和潘同为“旧中国在美国取得经济学博士的少数几位中的一个”(杨纪琬语)。

  两人先后回国后,在国内经济领域发挥才能。潘序伦创办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对中国会计事业建树颇多。马寅初则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倡议成立“中国经济学社”,自任会长,并邀请潘序伦出任常务理事。学社的常务会议多次假座潘序伦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寓所召开。1927年北伐战争后,马寅初常以立法委员的身份对财政政策提出质疑,潘序伦则以知名会计师的身份加以响应。

  抗战时期,马寅初与潘序伦先后来到当时的陪都重庆,马寅初出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时聘请潘序伦兼任教授,在该院开设《会计问题》的专题讲座。潘序伦说理缜密,深入浅出,对西方的税收、经济政策提出责难,深受同学们欢迎。后来由于日本飞机昼夜轰炸重庆,马寅初只得迁居歌乐山,潘序伦亦因身患伤寒症住进歌乐山医院治疗,马寅初夫妇时常至医院探视。

  1940年12月,马寅初因抨击“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在公开演说中提出应先征孔、宋等豪门贵族的“战时财产税”,把不义之财充作抗战经费,反对用租税、公债、通货膨胀等办法来搜刮民脂民膏,结果被国民党当局扣压起来。先关押在贵州息烽,后又移羁江西上饶。对此,潘序伦异常气愤,为示抗议,便不再到重庆大学授课。他写信给商学院说:“本人事忙,不能再来重大,讲课费全部捐赠商学院学生会。”

  社会各界发起营救马寅初的活动,《新华日报》还发了消息。1941年的旧历五月初九是马寅初六十寿辰,重大学生决定提前举行祝寿大会,声援马师。3月30日,“遥祝马寅初六十寿辰”活动举行,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送了寿联,上书“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潘序伦也参加了这一祝寿会。会后,大家踊跃捐款,决定在校园内建造“寅初亭”,以资纪念,而捐款最多者便是潘序伦。1942年8月,国民党当局迫于各方压力,终于释放马寅初,但强令各大学不准聘其任教。潘序伦不惧淫威,独自敦请马寅初到“立信”上课,并让他带其子一起住在北碚校内。国民政府教育部获悉此事,向潘序伦提出警告,要他立即解聘马寅初,否则后果自负。潘序伦据理力争,称:“立信者,立信于人也。既已下聘书,就不能无故解聘。”将这无理要求顶了回去。

  马寅初在立信讲授的是《经济与哲学》,他讲课不用教材,只手持教学大纲,全凭口讲板书,由秘书帮他做笔记。他能把理论联系实际,临时发挥出色。这份讲稿,后来改编成经济学著作,由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出版发行,流传颇广。对潘序伦邀请上课,马寅初非常感激。后来他对人说过:“潘序伦对开拓中国新式会计有功,不要说来教书,就是要我替他倒夜壶,我也愿意。”可见,两位经济学家相交之深。

  新中国成立后,两人在上海时有来往,照应不断。后因形势变故,两人均曾被错划为“右派”,多年鱼雁不通;后又都被打成“残渣余孽”和“反动学术权威”,真是难兄难弟。尽管处境维艰,身在北京的马寅初曾托人冒险到上海探望潘序伦,两老常常书信往来,互相慰问。“文革”结束后,马寅初在京托人到潘家探询,潘序伦得知马老夫妇都健在,甚为高兴,特地致函祝贺,又开始互赠近照留念。马先生以101岁高龄仙逝后,潘序伦不顾年迈体衰,多次呼吁尽快拍摄马寅初传记影片,他的倡议得到各界响应。

  力邀胡薭青,字正腔圆教国文

  作家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先生也是驰名中外的书画名家和作家,她与潘序伦老校长和立信之间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关系。多年前笔者慕名采访过她,她对此记忆犹新。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在潘序伦为避敌伪迫害被迫出走重庆的同时,老舍偕夫人胡絜青也为抗日救亡而蛰居重庆北碚(其故居后为中共北碚区委所在地),与立信在北碚的校园相隔不远,步行十分钟便至。其时,潘序伦办学广纳贤才,敦请社会名流来校执教,他素闻胡絜青才华横溢,文思敏捷,故聘请她教国文,胡絜青欣然就任。

  那时,在北碚的小山坡坐落着好几所大学,复旦大学、立信会计专科学校都内迁于此,师生大都是四川人或下江人(指苏、浙、沪一带居民),因是南方人,口音五花八门,普通话说得不标准。胡絜青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国语发音纯正。潘序伦请她教国文并教拼音,可谓最佳人选。

  胡絜青回忆说:“我在立信教了两个学期。”还记得立信同学求知欲强,提问热烈,谈文说艺,十分好学。在她的热心指导下,立信的学生常在大学生国文比赛中夺魁。

  上世纪80年代我去采访时,八十高龄的胡先生得悉潘序伦享年93岁时,连声说道:“高寿了,高寿了。”当了解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潘序伦等人倡议下,立信得以复校,胡絜青欣慰之余语重心长地表示:立信现在比在北碚时大多了,办好一个学校不容易,潘序伦倾家办学,精神可嘉。国家现在还缺乏财会人才,希望你们把学校办好。

  培养奖掖顾准,为地下工作撑保护伞

  潘序伦是在1927年春天创办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顾准因为家庭无力继续承担学费,12岁就不得不停止学业,于当年7月中旬进入事务所当练习生。由于聪颖好学,很快掌握了会计学科这门知识,加上潘序伦唯才是举,对顾准大胆提拔、委以重任,顾准很快崭露头角,成长为一个会计学者、著作家、会计师,堪称立信的台柱之一。他以立信的职业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潘先生当时虽是无党派人士,但对抗日是拥护的,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有益于革命的事情。对顾准的革命活动,潘序伦和立信同仁总是采取默许态度,有时还暗中支持,甚至积极参与。对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要其“注意赤色分子的活动”的训告,潘序伦未予理睬。从1927年至1940年顾准参加新四军,在漫长的十四个年头中,除少数时间外,顾准一直在立信工作,在立信会计事业的架构中也贡献殊多。对此,潘序伦在其晚年(时在1983年)记忆犹新,说:“他(顾准)经过刻苦勤奋自学,掌握了会计这门科学,便在(事务)所编辑部工作和主编第一卷《立信会计季刊》四期(由立信同学会主办)。由于他讲解透彻,说理清楚,深得同学们的欢迎和爱戴。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编著的《银行会计》,列为《大学丛书》,他也开始登上大学的讲坛。以后又陆续写了不少有关会计的著作和论文,如与我合著的《中国政府会计制度》《会计名辞汇译》(中英文对照)等,均有他独特的见解和大胆的探索,深为社会所称许和赞誉,我亦有所倚赖焉。”

  对于顾准在立信的这段经历,《顾准自述》里也说过:“这三年中,社会职业生活安定,对我从事党的工作也有某些良好的作用。因为那时白天的办公时间只有六小时,办公时间还可以大量读报……实际上白天的写作,每天不过三四小时。中午休息的两小时,下午五点以后的全部时间都可以利用于参加会议和‘碰头’,有些党的工作需要写的公开文章,还可以在办公时间写。”“因为地下工作者要有1934-1940年间我这样的社会职业条件,在这条件下,我可以累次躲避追捕,可以躲在家里不上班,可以继续做党的工作而不致失业,还能维持不小的家庭的生活,确实也是不容易的。”

  作为印证,潘序伦也确曾回忆说:“他(顾准)在会计师事务所和学校工作期间,从事很紧张的革命活动,如参加‘进社’‘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等。我对他这些活动早有察觉,但从未干预过。”可见,顾准的成长、成熟,他的著述教学、地下工作,在立信的十余年中两者双美,特别是他在职业上的“向上”抑或成功,除了个人的天分与勤奋,与潘序伦周全的呵护、奖掖以及所提供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不无关系。仅以版税为例,1940年7月去苏南参加新四军前夕,顾准查看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编译科保存的商务印书馆历年版税清单,发现自己写作出版的著作为事务所创收版税多达10万元法币以上(当时法币大至与民国纸币等值),而当时上海高校的普通教授月收入不过两三百元而已。

  为《生活》周刊辟谣,助邹韬奋圆新闻梦

  潘序伦曾主张“教育救国”,促进国家独立富强,解决社会生计问题。“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他逐渐认识到只有国家民族的解放,才有民族经济与教育的发展。他参与了为抗日将士以及民主人士的募捐活动。潘序伦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是与邹韬奋分不开的。

  潘序伦与邹韬奋同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友。从小喜欢文史的韬奋原在南洋公学攻读工科,1919年转入圣约翰,改学文科。邹韬奋的兴趣和志愿是从事新闻事业,但一时没有机会,只好走“曲线就业”之路,先做英文秘书,后兼任中学英文教员,1922年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编辑股主任,后接编该社的机关刊物《生活》周刊。他特别根据读者需要,改变编辑方针,以讨论社会问题为主。苦心经营下,《生活》周刊销路日益扩大,受到社会欢迎。从“九·一八”到“—·二八”,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发动侵华战争,韬奋在《生活》周刊上大声疾呼,号召读者捐款抗日,得到热烈响应。他的《经历》中有一段记载:“当时我们的周刊社的门口很小,热心的读者除邮汇捐款络绎不绝外,每天到门口来亲自交捐款的,也挤得水泄不通。”

  “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将军领导的东北义勇军抗日,全国民众纷纷募捐支持,立信同学会踊跃参加募捐活动,发动立信师生进行征募,尽自己的微薄力量表达抗日的决心。当时谣传上海抗日救国捐款共达国币二千余万元,而马占山将军只收到一百数十万元。据此有人指责经办捐款的《生活》周刊社、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和上海市临时救济会等单位有徇私舞弊行为。

  听此传闻,潘序伦暗中思忖:这不是在影射经办捐款的《生活》周刊社等单位有贪污行为吗?在顾准等人鼓动下,潘序伦让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受托稽核了13个经募单位的账目,证实共收到捐款502万余元,援助了东北义勇军337万多元,其余165万多元作了慰问十九路军和救济上海战区难民之用。最后,又对全部收支账目出具证明,公诸社会,使流言蜚语不攻自破。

  不久后,韬奋感到《生活》周刊的出版间隔较长,不能及时反映对重大时事问题的意见,很想办一份合人民大众之需的日报。1932年3月,应读者建议筹办《生活日报》,韬奋与胡愈之、戈公振、李公朴、杜重远、毕云程等发起,由读者集资。当时办报须向上海市社会局登记注册,并相应成立股份公司。韬奋便委托潘序伦代理。这年3月,潘序伦代拟了一份《生活日报股份两合公司章程》,刊登在《生活》第7卷第12期上。不料事情又有了变化,对公司的性质要作调整。8月,邹韬奋给潘序伦复了一封信,还在信中与潘序伦商讨了修正意见的细则(这封信笔者在上海档案馆发现了)。潘序伦接此信后,又忙碌不停,多次奔走,欲促成《生活日报》早日创刊。

  韬奋以《生活》周刊名义公开招募股款,引起读者热烈反响,到9月中旬,不到半年就集资15万元,有两千多人参与,但是,由于各界群众踊跃入股的盛况,吓坏了国民党当局,他们不准《生活日报》办理登记手续。潘序伦和邹韬奋等人的努力成了泡影,韬奋只好忍痛宣告《生活日报》 在上海停办,后在香港择机创刊了。1932年4月2日,韬奋发表《正在积极筹备中的生活日报》一文说:“我们深信言论机关新闻事业非有独立的精神,决难始终维持其公正的态度。”1936年6月7日,《生活日报》终于在香港面世,日销2万份;总共只出了55期,他在上面发表了55篇社论。6月20日,他写过《关于〈生活日报〉问题的总答复》,他理想中的 《生活日报》“是反映全国大众的实际生活的报纸”,“大众文化的最灵敏的触角”,“是五万万中国人(连国内国外的中国人合计)一天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登载的消息都是“和人民大众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一切东西”。他憧憬着有一天,《生活日报》 在120层楼上办公,每天飞机送来各方面的专访通讯,短波无线电台接收几千万封的国际特约电讯,发行量达到500万份,平均每一百人拥有一份《生活日报》,至少同时用多种文字在全国十个地方出版。他的梦想当然不可能实现,不到两个月,《生活日报》就停刊了。他把《生活日报星期增刊》改名《生活星期刊》,移到上海出版,但也只出了14期。(罗银胜)

[责任编辑:郑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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