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平：伦理学研究应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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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建平：伦理学研究应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

　　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曾建平指出，伦理学研究不是脱离现实的抽象思辨，而应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紧跟时代步伐。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全面深化改革面临更复杂的问题、更尖锐的矛盾，社会利益格局、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在更迅速、更广泛、更深刻地变化和调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许多大是大非和重大原则性问题都需要伦理学积极发声，作出准确阐释。

　　在大是大非和重大原则性问题面前，伦理学研究要有效回应，敢于发声、善于发声、正确发声。敢于发声，就是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为党和人民利益、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立言；善于发声，就是要善于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美好生活需要；正确发声，就是要在伦理学研究层面准确阐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讲清楚其合理性合法性，在政治立场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为此，要善于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世界道德文化的丰富养分，研究好伦理学的本质、价值、功能等基本问题。

　　摘编自《人民日报》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王海英教授认为，作为中国道路发展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运用辩证思维创新发展理念的成功尝试。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创造性地运用“农村包围城市”和“爱国统一战线”等方式实现民族解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更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此基础上，我们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唯物辩证法，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唯物辩证法，在经济上摆脱计划经济的教条，充分运用国家计划和市场调节等不同手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着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促进经济发展；在政治上创立民主集中制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作用，从而开辟了中国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上述实践智慧都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的大胆创新，辩证思维所形成的创造力无疑为中国道路开辟了广阔前景。

　　摘编自《光明日报》

　　中山大学现代会计与财务研究中心、管理学院辛宇指出，现实中，基层国有企业存在着如下典型现象：一是部分基层国企的发展定位不够清晰，许多企业面临转型压力，并且缺乏从不具备竞争力的行业中彻底退出的决心。一些企业缺乏明确的发展定位，使得企业的未来发展缺少方向，困难重重，缺乏自主经营能力。二是部分基层国企的国有资产布局比较混乱，业务重复与过度多元化现象并存，容易导致恶性竞争及核心竞争力的缺失。三是一些基层国企的法人治理结构尚不规范，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的障碍较大。整体来看，在基层国企，符合现代企业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还没有普遍建立起来。四是一些基层国企的员工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部分基层国企存在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知识结构老化等问题，个别企业甚至出现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断层的问题，这既制约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也无法适应企业转型升级的需要。五是沉重的历史遗留问题导致部分基层国企的盈利能力偏低。部分国有企业担负着较为沉重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严重拖累了国有企业的发展能力。这些历史遗留问题通常与早期改革的政策配套措施不足有关。

　　摘编自《经济参考报》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李侠、山东潍坊科技学院特聘教授李强认为，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帽子现象的危害还不是最大的，毕竟它还处于激励的正向功能区间。真正影响科技共同体状态的却是隐而不显的学术圈子，我们把这种圈子文化称作领域割据化，一些学术权威以学缘的亲疏与个人偏好垄断某一些学术领域，造成一种封闭的学术圈子，如果你不是圈子内的人，再优秀也不带你玩，并以此决定资源与价值的配置，这才是真正危害中国学术界状态的暗黑因素。圈子造成资源的过度集中与效率损失，以及思想与观念的僵化，这既是造成科技发展路径陷入退化轨迹，也是产生科技共同体道德愤怒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张翼指出，伴随中产阶层的扩大或者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中国进入了消费社会阶段。当前，在将近14亿人口中，中产阶层接近3亿。中国在这一历史转型期，必将从生产社会发展到消费社会。所谓消费社会，就是消费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中起主要作用。原来中国是以生产为主的社会，第二产业在拉动经济增长中起主要作用。现在是以消费为主的社会，消费作为主要引擎，拉动着经济的走向。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正在从波浪式、模仿型消费向多样化、个性化和定制化消费转型。中产阶层的出现，不仅拉动了中国国内的消费转型，形成了消费社会的新模式，而且还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配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复杂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由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导致的消费的不平等将长期持续，在某些阶层消费升级的同时，也会存在另外一些阶层消费降级的现象。

　　在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过程中，中产阶层的消费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过渡，而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正在从日常生活消费向耐用消费品消费过渡。对于中产阶层来说，其在保健、旅游、体育、娱乐、医疗等方面的消费占比大大增加。从恩格尔系数来看，改革开放之初，城市大约是50%多，农村大约是60%多。现在城市降低至28%-29%，农村降低至29%左右。这说明食物消费或者食品消费在总的家庭消费中所占比重有了大幅下降。从国际来看，作为平均意义的中国家庭，已经进入到小康阶段，而不再表现为贫困阶段的消费特征。对于绝大多数乡村而言，在绝对贫困逐步减轻之后，相对贫困的问题会长期存在。这是未来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

　　摘编自《北京日报》　

[责编：李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