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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欠陌交易惯例的法律规制

2018-10-12 17:14来源: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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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陈玺、西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王朋

  唐代欠陌溯源

  “古来用钱未有足陌者。” “欠陌”是针对不足额支付之专有称谓,钱币以百数为一百者谓之“足陌”,不足百数作为一百者谓之“欠陌”,又曰“短钱”“短陌”“省陌”。欠陌之制至少可溯于晋代,《抱朴子·微旨》曰:“取人长钱,还人短陌。” 梁元帝《金楼子》记刘休佑在荆州,裒刻所在,多营财货,“以短钱一百赋民,田登求白米一斛”,晋平刺王休佑敛财所用,当即欠陌钱也。“长钱”谓足百实数之钱,与短陌、短钱相对。足陌、省陌、短陌、欠陌等名物之中,“陌”借作“百”。《梦溪笔谈》曰:

  今之数钱,百钱谓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实祗是百字,如什与伍耳。

  “欠陌”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且长期行用之交易惯例,铸行铁钱引发货币贬值(这里特指铁钱)、物价暴涨则是形成“欠陌”形成之直接原因。魏晋南北朝之际币制无常,榖帛兼用。“省陌”支付方式应运而生。据《隋书·食货志》载:

  至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钱。人以铁贱易得,并皆私铸。及大同已后,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商旅奸诈,因之以求利。自破岭以东,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已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

  萧梁时各地钱陌差异,实际上是各地通货数额在流通领域的直接反映。即使“长钱”,亦非足陌。短陌交易惯例对市场经济产生严重负面影响,以致奸商渔利、谷贱伤农。中大同元年(546年)七月丙寅,禁用短陌,诏行足陌:

  顷闻外闲多用九陌钱,陌减则物贵,陌足则物贱,非物有贵贱,是心有颠倒。至于远方,日更滋甚。岂直国有异政,乃至家有殊俗,徒乱王制,无益民财。自今可通用足陌钱。令书行后,百日为期,若犹有犯,男子谪运,女子质作,并同三年。

  唐代欠陌的成因

  “短陌”产生的根源,在于铜钱自身价值与价格的矛盾,是通货与商品比例悬殊的必然结果。唐代“欠陌”的出现,存在较为复杂的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东晋、萧梁以来行用短陌的交易惯例在民间具有深远影响。中大同元年(546年)诏并未改变当时严峻的“短陌”问题,《隋书·食货志》载:“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云。” 短陌数额更加低迷。其后币制杂乱,盗铸难禁。实际上,唐代民间支付,长期沿袭短陌旧例。天宝九载(750年)二月十四日敕有“除陌钱每贯二十文” 的规定即可为证。由于开皇至开天之际,官府主要精力集中于整饬盗铸、沙汰恶钱,欠陌支付尚未提上议事日程。

  官方“除垫”税制是促成民间“欠陌”支付的直接原因。“除陌”在唐代具有多重含义,是一种“扣除百分之几”的计算法。德宗贞元四年(788年)李泌“以度支有两税钱,盐钱使有莞榷钱,可以拟经费,中外给用,每贯垫二十,号‘户部除陌钱’”,此以千钱二十折扣法,征纳费用。元和十一年(816年)因讨伐吴元济、王承宗,经费屈竭,皇甫镈建议“内外用钱每缗垫二十外,复抽五十送度支以赡军。” 除垫数额升至七十文,以九百三十文作千钱行用。以“贯”或“百”为单位,官方按照一定比例折扣支付的计算方式,对唐代“欠陌”惯例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此外,除垫规则还被应用于算学题目。据《夏侯阳算经》载:“今有钱五千四百六十三贯四百五十文准例每贯纳五十文充垫陌,问:合垫几何?” 可见,除陌计钱在当时应为通例。

  与此同时,两税改革造成的通货骤减及钱重物轻问题,是加剧中晚唐欠陌支付的原因。建中元年(780年)正月,宰相杨炎奏行两税法,“比来新旧征科色目,一切罢之;二税外輙率一钱者,以枉法论”。“两税法”按田亩纳米粟,按户等纳钱。推行之初,天下便之,“自是轻重之权,始归扵朝廷”。但百姓需出售绢帛杂物兑换税钱,商贾牟利,钱重物轻,而民弥贫。“人不能铸钱,而使之卖布帛谷米以输钱于官,是以物愈贱而钱愈贵也。” 中唐宰臣杜佑深谙经济之道,曾于税赋征纳角度,批评两税征钱之弊:“随其受田,税其所植。焉可征求货币,舍其所有而责其所无者哉!” 两税法推行十余年后,陆贽曾上《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请两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两篇奏议,集中批评两税之弊端。其中涉及两税与货币关系者,值得关注:

  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是乃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官失其守,反求于人,人不得铸钱,而限令供税,是使贫者破产,而假资于富有之室,富者蓄货,而窃行于轻重之权。下困齐人,上亏利柄,今之所病,谅在于斯。

  受纳钱应税、通货阻滞、富贾私贮、销钱铸器等因素影响,通领域钱重物轻等问题日益凸显,引发官府高度警惕。元和七年(812年)二月敕:“钱重物轻,为弊颇甚。详求适变,将以便人。所贵缗货通行,里闾宽恤,宜令群臣各随所见利害状以闻。” 元和十五年(820年)八月,元稹呈《钱重物轻议》:“臣伏见中书门下牒,奉进止,以钱重物轻,为病颇甚,宜令百寮各随所见,作利害状类会奏闻者”,此奏当针对穆宗诏敕所议。唐代治理“欠陌”的时间节点,恰与问题基本吻合,或许可以认为,因赋税改革引发通货紧缩等造成“欠陌”支付的重要因素。

  唐代欠陌规则

  宋人洪迈曾曰:“唐之盛际,纯用足钱。天祐中,以兵乱窘乏,始令以八十五为百”,此论与唐代短陌用钱的客观现实不符。唐代官定除陌标准,可溯至天宝九载(750年)二月十四日敕:“除陌钱每贯二十文,” 即官府支付,千钱扣除二十文行用,此为官方认可欠陌之始。安史之乱后,欠陌支付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官府对民间欠陌支付政策发生逆转。贞元九年(793年)三月二十六日《禁欠陌钱敕》是官府对于“欠陌”问题的首次表态,此与唐代税制改革、军费激增、钱重物轻等因素直接关联:

  陌内欠钱,法当禁断,虑因捉搦,或亦生奸,使人易从,切于不扰。自今已后,有因交关用欠陌钱者,宜但令本行头及居停主人、牙人等检察送官。如有容隐,兼许卖物领钱人纠告,其行头主人牙人,重加科罪。府县所由祗承人等,并不须干扰。若非因买卖,自将钱于街衢行者,一切勿问。

  “行”是坊市内设立的管理机构,“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大小,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 。市场交易中欠陌支付之举告责任,主要由行头、居停主人、牙人等承担;买卖以外之典当、借贷等交易行为,允许欠陌支付,此敕后为元和四年(809年)闰三月敕文引据准用。元和时,民间垫陌之风日炽,至有以七十为百者。而使用铅锡钱、欠陌钱犯罪者多属诸军、诸使,府县竟不能治。“京兆尹崔元略请犯者本军、本使莅决,帝不能用。诏送本军、本使,而京兆府遣人莅决。” 元和十四年(819年)六月《禁铅锡钱敕》:凡以欠陌钱交易者,有司收禁决罚:

  应属诸军诸使,更有犯时用钱每贯除二十文,足陌内欠钱及有铅锡钱者,宜令京兆府枷项收禁,牒报本军本使府司,差人就军及看决二十。如情状难容,复有违拒者,仍令府司闻奏。

  由于“欠陌”支付惯例由来已久,积弊难除,甚至开始蔓延至金银、盐米等相关领域。据《新志》载:“穆宗即位,京师鬻金银十两亦垫一两,籴米盐百钱垫七八。” 长庆以后,官府被迫放弃足陌用钱幻想,允许欠陌交易,统一除垫标准。长庆元年(821年)九月《定钱陌敕》一改旧时禁绝欠陌立场,确立九百二十文成贯标准,此为“欠陌”合法化之重要标志:

  泉货之义,所贵通流。如闻比来用钱,所在除陌不一。与其禁人之必犯,未若从俗之所宜,交易往来,务令可守。其内外公私给用钱,从今以后,宜每贯一例除垫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贯,不得更有加除及陌内少欠。

  “从俗之所宜”云云,中晚唐欠陌支付这一公私惯习之生动反映。长庆元年(821年)敕确定的九十二钱为“足陌”标准,在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正月三日《南郊赦文》中得到重申:“宜却令依前行垫陌钱,每垫八十文。” 同时,为减轻欠陌交易对百姓的剥削,令公私交关,五贯以上,一半折用疋帛。但是,此后交易并未执行九十二成百的标准,其后官府可能一度将足佰标准降至八十五钱。河南府等地八十文为足佰交易者,已成惯例。据天祐二年(905年)四月丙辰敕:

  如闻坊市之中,多以八十为陌,更有除折,顿爽旧规。付河南府(指挥),市肆交易,并以八十五文为陌,不得更有改移。

  需要指出的是,与萧梁时期存在东、西钱类似,唐代欠陌亦存在地域差异。据《珍席放谈》:“唐京师钱陌八十五,自河而南八十五,燕代皆以八十为陌”,此当为天祐二年四月敕强调八十五文为陌之故。

  唐代欠陌影响

  唐末交易实践形成了“八十为陌”惯例,对五代、宋、金影响深远。五季丧乱,钱法阻滞,八十为陌惯例仍被反复强调。同光二年(924年)敕:“度支造请牓示府州县镇,军民商旅,凡有买卖,并须使八十陌钱。” 天成二年(927年)七月十二日度支以三京、邺都并诸道州府市肆人户,市肆买卖短陌转换长钱行用事,奏请买卖使八十陌钱,此为官方文件首次使用“短陌”一词:

  度支奏:“三京、邺都并诸道州府,市肆买卖,所使见钱等,每有条章,每陌八十文。近访闻在京及诸道街坊市肆人户,不顾条章,皆将短陌转换长钱,但恣欺罔,殊无畏忌。若不条约,转启幸门。请更严降指挥,及榜示管界州府镇县军人、百姓、商旅等,凡有买卖,并须使八十陌钱。兼令巡司、厢界节级、所由点检觉察。如有无知之辈,依前故违,辄将短钱兴贩,便即收捉,委逐州府枷项收禁勘责。所犯人,准条奏处断讫申奏。其钱尽底没纳入官。”奉敕:“宜依度支所奏。”

  五代旧钱支纳,皆以八十为陌。乾祐三年(950年)十一月,三司使同平章事王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谓之省陌。” 《困学纪闻》载:“唐末以八十为陌。汉隐帝时王章又减三钱,始有省陌之名。” 旨在夺民之利,聚敛资财。

  北宋初年,“省陌”钱数跌破八十,钱陌有七十二、七十四、七十五、七十七等。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九月丁酉诏:“所在悉用七十七为百,每千钱必及四斤半以上。禁江南新小钱,民先有藏蓄者,悉令送官,官据铜给其直。” 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八月,皇城司言察知京城用钱贸易,不依宣命条约,“每百不盈七十四五,有虽称省陌由贯,除钱三十。” 据欧阳修《归田录》载:“用钱之法,自五代以来,以七十七为百,谓之‘省陌’。今市井交易,又克其五,谓之‘依除’。” 此以王章“省陌”为基础增除五文,钱陌跌至七十二文。至于民间用钱,因购置对象不同,钱陌更为紊乱:

  都市钱陌,官用七十七,街市通用七十五,鱼、肉、菜七十二陌,金银七十四,珠珍、雇婢妮、买虫蚁六十八,文字五十六陌,行市各有短长使用。

  短陌问题至南宋更为严峻,淳熙五年(1178年)二月十二日,京西漕司主管官张廷筠言京西盗贩解盐事,“易盐皆中国之钱,闻唐、邓间,钱陌以一二十数当百,盐之至境,有数倍之利。” 私盐易钱严重侵害市场秩序,孝宗诏本路帅、漕臣(皆为官职名)集议杜绝贸易解盐,条具闻奏。

  金国长期行用欠陌惯例,钱陌经历六十、七十、八十等不同阶段。民间八十为陌,谓之短钱。官用足陌,谓之长钱。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年),右正言(宋代官职名)王淮言两淮间私相贸易之弊,“对境例用短钱,南客以一缗过淮,则为数缗之用”,金国行用欠陌之盛亦由此可证。大定二十年(1180年)二月,“大名男子斡鲁补者上言,谓官私所用钱皆当以八十为陌,遂为定制。”

  晚唐五代欠陌惯例至明、清犹存。沈寿《瑟榭丛谈》记载,各地钱陌不一,其比值又有50%、33%、17%不等:

  今京师用钱以五百为一千,名曰京钱;宣郡以三百三十三为一千,名曰宣钱;通州以东至山海关,以一百六十六为一千,名曰东钱。不知起于何时,相传前明兵饷不足,以故减短之数因地而异。

  顾炎武云:“今京师钱以三十为陌,亦宜禁止”,由此可知顺治至康熙初年京城钱陌之低。经由历史考察可知,受恶钱与钱荒因素叠加干扰,历代王朝铸币多难以保持长期坚挺,官钱之市场信用之损耗与日俱增。欠陌惯例形成与适用的过程,是铸币自身价值与市场价格逐步分离的过程,也是中国古代铸币信用货币性质日益彰显的重要标志。各地钱陌的差异,正是不同地域流通手段与商品数量之间比例的直接参照。

  钱陌规则是商品经济条件下,通货自身调节的客观行为,唐代是中国古代欠陌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唐代立法者因势利导、措俗成法,天宝九载(750年)敕首次以法令形式确认短陌惯例的合法地位,其后贞元、元和时期虽有禁令,尚不能阻止民间省陌交易。长庆以后,官定钱陌,国家依据市场客观情况调整钱陌数额,天祐之际,确立八十成陌规则,五代、宋、金皆以此为钱陌法则之基本参照,此可谓措法成俗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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