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 丁文锋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孕育了伟大的理论创新。同时，40年改革开放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指导。这里，主要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考察，起码实现了以下十大理论创新：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突破了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理论和偏狭认识，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为此，必须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经济运行和调控的理论创新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突破了政府与市场关系难以协调的传统理论，强调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优势互补。进一步说，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是任何市场经济都要遵循的一般规律；而作为后发的发展中国家，要在尊重、发挥市场决定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中国改革开放早期，政府通过策动、引导多种方式方法，积极培育和建立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建立之后，不断完善市场体系。通过区分公共领域和竞争性领域，使政府作用和市场决定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时，有效进行宏观调控，为稳定亚洲和世界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都是对经济运行和调控理论的创新和贡献。

　　（三）发展理念的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40年，实际上也是发展理念不断创新、发展的40年。从早期主要侧重经济增长特别是经济总量的增加，进而注重包含结构优化的经济发展，再到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对发展内涵、发展要义、发展本质的进一步深化，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是对发展理念的重大理论创新。

　　（四）发展布局的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发展布局不断探索和创新。由最初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发展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发展，再到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直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发展布局理论得到不断创新与发展。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过程中，推进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前进和深化，这是对发展布局理论的重大创新。

　　（五）渐进式改革的理论创新

　　转型国家如何顺利通过改革过程实现体制转型，是过渡经济学的一大难题。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由易到难、由农村到城市逐步推开，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相比较，更加富有成效，特别是能够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一直走的渐进式道路，实践证明，渐进式改革比较适合中国国情，为广大群众所拥护，因而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仍将主要采取渐进式改革，力求在付出较低的社会成本逐步推进改革的同时，保持国民经济的较高速增长。毋容置疑，渐进式改革，丰富和创新了过渡经济学理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项重大理论创新。

　　（六）开放经济新机制的理论创新

　　如何认识和应对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学的重大课题。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开放理论和经济全球化理论，形成了适合世情、国情的开放理论。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突破传统国际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的局限，形成了将引进外资同引进技术相结合，从而发挥劳动力禀赋优势的新机制。从早期的特区和经济开发区实施“三为主”、“两头在外”，到后来的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全方位开放不断深入和发展。中国反对经济全球化中的霸权主义、强权主义、冷战思维，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把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理论提升到新高度。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就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它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深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推动中国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促进参与国家共同繁荣发展。这些，对于丰富和创新国际经济学、世界经济学和开放理论，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七）现代化“起飞”和发展阶段的理论创新

　　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可简要地概括为两句话：一是醒得早、起得晚：1840年后觉醒，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起飞。现代化道路曲折，准备时期漫长。二是厚积薄发、一发而不可收：中国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济发展实现了年均9%以上的高速增长。到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提高到13.3%，2017年进一步提高到15%左右。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将传统“工业化起飞”理论发展为“现代化起飞”理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由于后发，多方面因素决定了工业化迟迟没有实现起飞，当工业化起飞之时，全球信息化方兴未艾，不得不将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进行。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一般要经历过四个阶段：起飞前的准备阶段、起飞和高速增长阶段、整合升级阶段、高质量发展和正常周期阶段。如果再用工业化思维去思考工业化信息化相结合的现代化起飞，显然是不够恰当的。

　　（八）“四化同步”发展的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的要求，这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总结和概括。回顾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呈现出鲜明的“后发”特征：从生产力角度考察，发达国家先工业化再信息化，我们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结合；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考察，发达国家是先商品化再市场化，我们是商品化和市场化结合。城镇化是现代化的空间表现，农业现代化是现代化在农业上的部门表现。当前，中国正处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的时代。“四化同步”发展的理论，是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走出的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概括，是中国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融合发展的理论指导，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和贡献。

　　（九）发展战略的理论创新

　　发展经济学有“双缺口”、“进口替代”、“出口替代”等诸多支撑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突破了这些理论。中国通过积极引进外资，投资拉动，成功实现了“双顺差”、“双剩余”，再加上国际并购，正在努力实现转型升级。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通过经济特区的试验进而全面推广，大力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积极引进外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又适时地提出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构建创新型国家；坚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努力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绿色发展战略，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等等。这些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丰富和创新了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十）扶贫脱贫的理论创新

　　反贫困一直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大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带领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扶贫脱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扶贫开发进入脱贫攻坚新阶段，“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脱贫攻坚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国脱贫攻坚取得的成果，赞赏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基层落地经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赞“中国已实现数亿人脱贫，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关于扶贫脱贫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作出了一系列新决策新部署，形成了内涵丰富、思想深刻、体系完整的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想，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中国脱贫攻坚的成就证明，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核心的中国贫困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在实践中呈现出了突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充分体现了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战略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的方法论。这些创新的理论、思想和做法，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反贫困理论，在发展经济学和现代化理论方面，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

[责编：李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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