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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善治滋养美丽乡村

来源:经济日报2019-06-09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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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黄平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安吉县余村考察时,对当地通过民主决策关停矿山、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做法给予高度肯定,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

  安吉天荒坪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图书馆内,村民正在读书。徐燕飞摄

  14年一以贯之,14年与时俱进。浙江以“余村经验”为典型案例,形成了诸如桐乡“三治融合”、诸暨“枫桥经验”、东阳“村规民约”等有效做法,为推进新时代乡村治理提供了示范样本。

  绿色发展 守正创新

  俞小平是余村村委会主任,当村干部已有11年。这些年来最让他感到自豪的是,村里各类矛盾纠纷的调处率和调解成功率均达100%。他告诉记者,余村蓬勃发展,治理有序有效,关键在于大家的事由大家参与、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

  作为移民村,余村全村280户人家有108个姓氏。上世纪80年代起,余村人靠山吃山,先后建起了石灰窑矿、办起了水泥厂,一度成为了安吉的首富村。但与之相伴的是,村里不仅污染了环境,开矿时还炸死了人。

  怎么办?村里的事得大家来定。

  老支书鲍新民回忆说,当年是继续开矿还是马上关矿,大家思想不统一。“我们举手表决,经过民主讨论,最后决定关闭矿山,进行环境复绿和全面发展农家乐,走上生态富民路。”

  自此,余村逐渐走上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依托土地、矿山、竹林等集体资产,村里成立旅游公司,村民人均纯收入从2005年的8732元增长到2017年的41358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从91万元增长到410万元。

  这几年,来余村参观考察的人越来越多,村里的农家乐也跟着红火起来。为了规范农家乐的发展,在众人商议的基础上,村里制定了农家乐管理条例,对污水处理、明码标价等作了明确规定。

  “春林山庄”老板潘春林是天荒坪镇农家乐协会会长,也是余村最早开办农家乐的村民。对于这一管理制度,他很认同:“近些年,我们村陆续建起了35家农家乐。虽然规模不一,但大家都遵守统一规定,合理竞争,有序发展。”

  湖州市委常委、安吉县委书记沈铭权认为,余村的绿水青山之路,也是一条乡村善治之路。“余村经验”建立了类似生态系统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形成了村规民约等生态产品,构建了多元互动、协调合作的新型社会关系,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生动范例。

  “三治融合” 推进善治

  2017年10月,“禁售禁放烟花爆竹”被写入余村村规民约。为让这一旧俗得以根本改变,村委会提前介入、发放倡议书、设立“双禁”警示牌、挨家挨户上门宣传、提供替代服务,“禁售禁放烟花爆竹”最终在村民代表大会上通过。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美丽宜居示范村、全国文明村、全国首批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俞小平说,这些荣誉是对余村多年来坚持“三治”治村最好的褒奖。

  “在安吉,乡村治理有千百种方式,但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要实现善治。”安吉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旭华告诉记者,去年9月,安吉发布了全国首个《乡村治理工作规范》,实现了乡村治理从“碎片化处理到系统化治理、从局部性治理到全面性治理、从综合治理到精细治理”的三个转变。

  在浙江乡村,自治、法治、德治并非“单兵作战”,而是探索既解决短期现实问题,又兼顾长效公平的“三治融合”新模式。

  2013年,嘉兴率先推进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基层治理机制。

  自治为基,内消矛盾。嘉善县洪溪村曾是远近闻名的“上访村”,10年间换了5任党支部书记。2004年,洪溪村率先成立村民议事会,走上“村务公决”的自治之路,凡是村里的大事,须由村民达成共识后再开展。如今,该村成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村集体经济收入从入不敷出发展到现在的800多万元。

  法治为本,定纷止争。“板凳法庭”,是桐乡市汇丰村用法律途径解决纷争的尝试。一张小桌、几个板凳,一个“法庭”就齐全了。“堂”设在农家,“问案”的则是司法所工作人员、村里的老党员老干部。

  德治为先,润物无声。在嘉兴农村,谁家儿子玩麻将赌博、谁家媳妇不孝敬公婆、谁家乱扔垃圾,都在“红黑榜”上一目了然。各村道德评判团会根据村民生活、工作中的细节,为星级文明家庭评判打分,村民的自律意识逐步增强。

  民之所盼 政之所向

  “把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乡村振兴才有后劲。”说这话的是安吉县高禹村党支部书记李更正。2010年,在外经商的李更正回到高禹村任村支书,投身美丽乡村建设。他告诉记者,高禹村是安吉县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行政村,如果不把人的力量凝聚起来,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如何聚人心?村里打造党员骨干、村民代表、妇女同胞、青年人才、乡贤能人5支队伍,探索“所有决策村民定、所有干部不碰钱、所有决定都签字、所有财务都公开、所有讨论都参与”的“五个所有”模式。

  正是这种“治理为了村民、治理依靠村民、治理成果由村民共享”的管理模式,让高禹村成了产业兴旺、共同富裕的乡村治理标兵。2018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829万元。正是这种“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理念宗旨,浙江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才有了坚实的民心基础。

  ——这些年,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坚持“群众想什么,我们就干什么”,着力解决群众最盼望、最关心的突出问题,让群众有充分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最多跑一次”改革,刀刃所指的正是饱受群众诟病的“办证长征”。2016年12月,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浙江首次提出“最多跑一次”改革,实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一次办结”,得到企业和群众连连点赞。

  ——这些年,浙江“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互联网+乡村治理”等一大批全国有影响的经验做法,都来自于基层实践和干部群众的探索创造。

  安吉县横溪坞村,8个自然村细化为4个“网格”,通过志愿者和党员组成的“网格”队伍,实现小范围包干、集中化处理。2003年以来,共受理、解决各类矛盾纠纷317件,调解率、调处率均达100%,做到“小事不出户、大事不出村”。现在,数十万全科网格在全省铺开,与基层治理“四个平台”协同推进,实现全省95%以上矛盾纠纷在乡镇以下得到解决。

  群众是基层社会的主体。“武林大妈”“和事佬”“乌镇管家”“红领之家”……浙江有230万平安志愿者、5.1万个社会组织,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有了最广泛扎实的群众基础。

  互联网时代的浙江,风景别样。嘉兴桐乡,以全科网格、联动指挥及镇(街道)联合执法支撑的基层社会治理“一网双联”体系,正持续发酵。据统计,浙江省互联网普及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5%,浙江政务服务网名列全国省级政府网上政务服务能力第一。(黄平 实习生徐燕飞)

  原标题:乡村善治滋养美丽乡村——从“余村经验”看浙江乡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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