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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最大变量为最大增量,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来源:光明网-理论频道2019-06-24 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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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国家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使命。但现代性必然伴随着“发展悖论”:一面是进步繁荣以及对更大整体性目标的追求;一面是各种矛盾、风险以及认同危机的持续显现。当中国超越初级现代化、进入改革开放攻坚克难阶段,何以化解认同危机、凝聚社会共识,进而实现持续进步和繁荣便成为必须直面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构建“同心圆”,推动社会进步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进步运动所遭遇的问题和情境,同中国当下的历史进程颇有相似之处。

  对于美国进步运动,一个典型的故事是:由媒体发起“扒粪运动”,即媒体通过曝光统治联盟的罪恶,整合“民众零散的不满”,唤醒和搅动舆论,提振民主和改革精神,为美国历史设置了关键议程。在媒体批判、舆论监督和底层抗争的压力下,“改革的敌人”:垄断的财团、腐败的官员被迫让步,着手弥补现代化漏洞和社会转型危机,努力解决垄断、腐败、贫困、假药、食品安全等问题。学者则对此保持了极高警惕,因为这种单一主体论调和斗争二元论窄化了历史想象和重述视野,同时掩盖了现实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堕入了简单归因、线性解释的辉格史观。而以公共管理和传播学的融合视角观之,进步运动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正是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刻,多元主体基于有效协商达成多元共识,即构建起“同心圆”,更好凝聚社会共识,巩固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

  但是,多元共识的悖论又在于,现代性开启多元主义时代,多元价值非但不可通约,甚至彼此冲突,更无理由把某种价值凌驾于其他价值之上。但若无必要的一致性,过度多元主义又将造成社会疏离和分裂,乃至滑向虚无主义。整个社会呈现出巨大的悖论:若重返一元共识论,稍不节制便会滑向专制或极权;而放任多元主义,又会消解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协同。

  因此正确认识多元共识,推动中国现代化转型之路就在于:坚持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与此适配的核心价值体系,正视改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批判性地提出真问题、元问题,培育公共讨论与多元共识的充要条件,为公共讨论提供充分的事实基础和足够的公共讨论空间,不悖公共性而持续反哺之;打造多元共识形成机制,并将之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构建起“同心圆”、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助推国家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回应性监管”搭建起多元共识和“同心圆”的国家治理机制

  近年来,以“行政约谈”为前置手段的“回应性监管”,已经成为互联网治理常用的方式之一,也成为了政府回应社会诉求和及时采取行动的有效举措。从理论上看,“回应性监管”应当依循“执法金字塔”自下而上的逻辑次序拾级而上;从实践上看,如果行政约谈能够实现规制合规目的,则可避免后续正式处罚后果,否则执法惩戒手段将逐级递增趋向严苛。

  在此过程中,“回应性监管”建立起了“政府和政府之外组织间的合作”,通过保证各个监督主体应有地位,提高各个监管主体的能力,形成社会共治的监管格局,建立起了以治理组织网络为基础的对话平台。“回应性监管”成功对外传递了合规边界的信息,并通过逐级递增的惩戒手段搭建起了边界清晰、持久的法定化框架,为建构多元共识形成机制提供了制度化解决路径,推动多元共识的广泛生成。

  当前,我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监管的回应性,并突出了“事前”的预防性监管和“事中”及时性、有效性处置,这不仅有利于有效防范突发性重大事件的发生和蔓延,也有利于及时化解和处理各种衍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为形成动态共识、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提供了生动实践。

  诚然,规制空间“碎片化”、执法资源欠缺以及执法责任的平台化趋势等诸多本土因素的叠加,使得“回应性规制”工具在互联网监管实践中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但是基于当下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和技术创新的条件,通过牢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监管理念,以互联网新技术的充分运用为基础,进一步深入推进大部制改革等,不断创新和完善各种回应性机制、丰富各种回应性策略和方法,我们有理由相信:互联网作为当前社会的“最大变量”,必将成为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增量”。

  (光明网记者秦超,综编自光明网和《中国行政管理改革》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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