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钩沉】

　　作者：覃采萍（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深沉的忧患意识驱动下，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深入持久的自我革命，革除了阻碍党发展进步的不利因素，培育了促进党向好向上发展的进步火种，既推动了党的巩固发展，又为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革命的经验，对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望闻问切，直击要害。自我革命，刀刃向内，找准毒瘤，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党的自我革命已提上历史日程，对党自身存在的问题必须进行深刻反省，刻不容缓。党中央在多次开会讨论，并多方听取根据地、军队等反映问题的意见后，以文件形式一再公开痛陈党自身存在诸多毒瘤要去除，包括政治上要去除不服从中央领导的自由主义和两面态度；组织上要去除反对集中领导的独立主义和宗派主义；纪律上要去除不遵守“四个服从”的分散主义；思想上要去除非无产阶级化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意识形态上要肃清“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历史遗毒；作风上要去除不密切联系群众和实际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等等。归根到底，毛泽东、刘少奇等指出这些表面毒瘤实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应。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正是因为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段，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等非无产阶级的种种不良倾向渗透到党内，会腐蚀党的肌体，危及党的生存，因而及时地将这些毒瘤去掉，是党进行自我革命的直接目的。认清当时的国情、党情，是延安时期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基本依据。

　　对症下药，勇除沉疴。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同时又是解决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和手段。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是自身存在的问题与党发展壮大之间矛盾激化的产物，需要解决的矛盾主要方面是党自身存在的问题，即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的腐蚀破坏问题。这一问题的形成非一朝一夕，要解决这些沉疴痼疾，非抽丝剥茧、对症下药不可。综合起来，延安时期我们党采取了层层递进和联防联治的路径革除自身存在的问题。政治上，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建设，强调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组织上，反对宗派主义、分散主义行径，清理不合格党员；思想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党员思想阵地，去除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同时加强制度建设，将克服非无产阶级倾向的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建设中。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做到既治病又救人。中国共产党从自我革命的性质出发采取科学应对措施，是延安时期党进行自我革命的有效路径。 

　　改进作风，锤炼党性。延安时期党的自我革命具有两重内涵，一是推动党发生全方位的发展变化，二是推动党员个体的进步发展。两者具有互相促进的作用，党员个体加强党性修养与作风建设是延安时期进行自我革命的突出重点，也是切实付诸实践的具体行动。为促使共产党员从表到里都实现无产阶级化，党着重从三个方面引导党员的自我革命。首先，要求共产党员切实进行调查研究，打破主观主义的思想囚笼，努力尝试将理论与实际统一起来分析现实问题和解决现实问题，成为彻底的唯物论者。其次，要求共产党员切实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对自己的错误要彻底清算，“不要掩盖，不要怕揭发自己的错误”（《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28页）。最后，提倡共产党员密切联系群众，切实做人民群众的服务者。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行动促进思想的进步，延安时期党以调查研究为切入口，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武器，以密切联系群众为日常依托，引导党员既进行思想上的自我革命，又进行行动上的自我革命，并采取科学的方式促进党员磨砺心志、纯洁党性，最终促使党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做到知行合一、表里如一，大大改变了党员的精神面貌和执行力。

　　革故鼎新，内外兼修。马克思主义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为推动自我革命取得更好效果，延安时期党在进行自我革命的过程中，也在推动社会革命，而且非常注重两者之间的互动融合，从而加速和提升了党的自我革命的进程与效果。政治上，政府机构组成实行“三三制”，加强了党外人士的民主监督，有利于督促相关人员改正缺点和提升自我素质；经济上，减租减息、实行土地改革、扶助工人，切实为人民群众谋福利，同时又发动党员参与度极高的大生产运动，拉近了党员与人民群众及生产实际之间的距离，培养了党员的人民情怀；文化上，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4页）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代之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引导共产党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军事上，实行精兵简政，既减轻了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又转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和作风，“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延安时期的社会革命带动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转变，也为党进行自我革命提供了有利条件，加上党自我革命的自觉性、系统性，内外发力促使党更加成为内外兼修的先进政党，如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指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0页）。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并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张闻天党性修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6BDJ047〕”的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19年10月30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