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消费信心、中国之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区块链应用、绿色创新发展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管健：为人民群众消费升级筑牢信心依托】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心理学系教授管健认为，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市场波动的大环境下，中国消费者对财务状况依然充满自信，近几年来，中国最终消费对世界消费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位居世界第一，个人经济状况和消费意愿的提振，正有力带动消费增长。随着社会公众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转变，中国消费结构也在进一步发生改变，这主要表现为生存型消费日渐平稳，发展型消费的巨大潜力逐步释放。收入的增长、消费能力的提升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都给人民群众带来日益增强的获得感，这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提高，也反映出我国的制度优势。信心源自强大的支撑力量，源自对我国国家制度和政策措施的高度认同。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是民心所向、政之所行。我们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人民群众筑牢信心依托，加快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敢消费、会消费，步入一个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全面提升、快速发展的新时代。

　　摘编自《人民日报》

　　【周叶中：“中国之治”本质就是“制度之治”】

　　武汉大学副校长、党内法规研究中心主任周叶中认为，制度在国家治理中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中国之所以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靠的就是制度，因此“中国之治”本质就是“制度之治”。“制度之治”包含着规则化、规范化两个方面的要求，它们统合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之中。规则化对应国家治理体系，意味着在国家治理方方面面都必须有规可依、有章可循；规范化对应现代化，意味着制度必须得到尊重、维护和执行。实现“中国之治”的制度，必须立足于实践，以中国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依据。其中，一方面，党的领导制度是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关键在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另一方面，对我国这样一个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国来说，法治是最优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为此要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

　　摘编自《光明日报》

　　【铁铮：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学生中更流行】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铁铮表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学生中呈现出日渐流行的趋势，但在广大学生中深入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依然任重道远。一方面，要对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简单化、表面化，甚至粗俗化、庸俗化、功利化的杂音乱象有高度的警惕，并及时加以制止。另一方面，要继续深刻领会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深远意义，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和智慧，自觉延续文化基因，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为此，教育部门、各级各类学校也应该更好地发挥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首先，在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体系建设的同时，要将其融入到教育教学全过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积极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其次，为了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学生中更流行，必须在创新教育和传播方式上狠下功夫、下狠功夫，认真研究总结学生的心理特点和思想特征，遵循科学的传播规律，研究借鉴成功的、典型的案例，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接地气，力求做到对广大学生的精准传播、分众传播和有效传播。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

　　【于佳宁、毛晓君：我国区块链在制造业领域的应用前景可期】

　　于佳宁、毛晓君表示，当前，我国部分企业已开始探索区块链在制造业领域的应用落地，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区块链+智能制造”快速崛起，以区块链赋能智能制造产品研发与制造业商业模式创新，有效解决产业中信任与效率问题，为用户带来新的价值体验。第二，　“区块链+供应链金融”方兴未艾，打破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藩篱，有效促进融合共生发展，让金融信息不再成为孤岛，透明供应链有利于区块链赋能制造业供应链金融管理和生态建设。第三，“区块链+工业互联网”潜力巨大，抓住区块链技术融合、功能拓展、产业细分的契机，充分发挥区块链在促进数据共享、优化业务流程、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协同效率等方面的作用，实现人、机、物的全面互联。第四，“区块链+产品溯源”前景可期，区块链保存完整数据，使得不同参与者使用一致的数据来源，保证了信息的可追溯性，以此实现价值链信息透明、安全、共享，同时区块链的穿透式监管能够让监管更加准确，让用户放心消费，实现消费升级的愿景。

　　摘编自《经济日报》

　　【李志青：将长三角绿色打造成绿色创新发展新高地】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志青表示，目前，长三角地区绿色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有三：其一，宏观上，其发展结构不平衡和不充分，经济发展水平不足以支撑长三角的环境质量越过爬坡阶段；其二，体制上，长三角城市群内部的“竞争”特性带来一定的不足，特别是在区域公共服务的供给上无法真正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其三，微观上，长三角城市个体的中心化趋势造成了城市内部发展的不均衡，主要体现在城郊和乡村等城市边缘地区发展的严重滞后。秉持“生态绿色”的发展理念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设立，针对以上挑战提出了相应对策，明确着力将示范区打造成生态价值新高地、绿色创新发展新高地、绿色宜居新高地，其中的重中之重在于探索区域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制度创新，并加快重大改革系统集成和改革试点经验的共享共用。为此，一是要加强并优化顶层设计，推动绿色发展规划与国家规划纲要的融合提升，在长三角示范区决策机构内成立绿色发展治理专门机构；二是要在长三角示范区内建立长三角绿色产品和技术产权交易市场，统一绿色标准；三是要积极在长三角示范区内探索创新各种绿色金融工具的运用，包括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书交易、绿色供应链金融、绿色金融科技等。

　　摘编自《中国环境报》

　　（光明网记者 武鹏飞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