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讲师 郗厚军、教授 康秀云

　　2019年11月19日，在广西上思县那琴乡中心小学逢通村教学点，梁志雄手把手教学生写字。一所学校，一名教师，三名残障学生……现年59岁的壮族老师梁志雄，为了自己的学生，痴心守望在广西十万大山北麓的讲台上。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并特别强调“师德师风是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教育部等七部门近日也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严格制度规定，坚持尊重规律，注重高位引领与底线要求结合，全面提升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这一规定和要求，从建制度的深度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探寻崇高师德导向和底线师德持守的合理共存与平衡发展，是锻造高素质教师队伍的重要保证和关键之举，对建立起完备的师德师风建设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推动意义。

　　注重师德师风高位引领

　　正确认识师德师风建设的高位引领，教育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马克思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教师崇高师德需要，是教师依循师德导向价值和激励功能认知，对运用高标师德来调整教育教学关系的期待与欲求。教师专业发展需要高层次的道德鞭策，教师肩负着维护和弘扬崇高师德标准的职责使命，这是教师职业区别于其他职业道德的显著标志。

　　教师崇高师德的高位引领，同共产主义理想指引一样，激励着无数教师选择和从事了“太阳底下这个最光辉的教育职业”，涌现出李保国、黄大年、钟扬等大批优秀时代典型，赢得了全社会广泛赞誉和普遍尊重。然而，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带来的负面影响，部分教师逐渐对教师职业道德的崇高师德评价标准提出困惑与质疑，尤其是出现了由资本逻辑所构成的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物化”问题，产生了“耻言理想、藐视道德、拒斥传统、躲避崇高、不要规则、怎么都行”的虚无主义文化危机。

　　这迫切需要加强师德高位引领，确保广大教师树立“为谁培养人”的价值立场和原则意识，积极践行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

　　一是防止脱离实际和要求过高的崇高师德“抽象”和“不当”问题。师德“抽象”是对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表述过于空洞，以致忽略了崇高师德的现实易感性；师德“不当”是对教师职业道德诉求过于苛刻，致使塑造出诸如“病态”“不食人间烟火”等教师形象。应予以批判和超越，要对崇高师德内涵重新定位和结构适当调整，丰富崇高师德表述的现实易感性，充盈崇高师德内涵的真实生活性，继而宣传新时代教师阳光美丽、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和改革创新的新形象。

　　二是打破传统崇高师德遥不可及、与我无关的刻板印象。崇高师德并非高不可攀，而是贵在坚守初心，重在履行职责使命。教师的崇高师德是广大教师在日常教育生活中形成的道德产物，更多展现的是教师坚守教书育人初心，将平凡的工作岗位做到极致的结果。如“红色”理论家郑德荣先生，在近70年教书育人岗位上笔耕不辍、倾心教学，把个人融入时代，把研究灌注生命，践行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证实着平凡孕育伟大、伟大源自平凡的不破真理。

　　三是厚植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师德高位引领的实现，离不开尊师重教蔚然成风，正所谓“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各类学校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性，坚持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强化教师地位提升、权利保护、尊师教育和各方联动，满腔热情关心教师，多为教师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提振师道尊严，使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事业和社会上，充满幸福感、成就感与荣誉感。

　　划定师德师风底线要求

　　科学阐释师德师风建设的底线要求，引导广大教师心有戒律、心有底线、心有操守。

　　坚守底线要求是发挥崇高师德引领的根基所在，教师教育教学活动在伦理上需要底线师德予以保障，这里的底线要求是一条“红线基准”，它能够促使教师职业道德素养提升立足于教师基本职业操守，发挥师德体系最佳职业性功能价值。

　　例如，《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的颁布实施，不仅从十个大方面、多个小维度，对教师师德师风建设提出详尽要求，而且从师德禁行的“红七条”“一票否决”等方面，对教师师德底线要求划定具体界域，利于在严管厚爱中营造教师敬业立学、崇德尚美的新风貌。落实师德底线要求在师德师风建设中的制度规约作用，要把底线准则的要求转化为具体的任务举措，将其融入教师教育管理各个环节。

　　一是避免坚守师德底线时出现师德“反抗”和“下移”现象。师德“反抗”是质疑师德标准的儒家伦理设置的适宜性，认为师德价值诉求应打破传统师德束缚和羁绊；师德“下移”是师德潜在评价标准，在社会整体道德发生多方位下移情形下随之滑坡，产生诸如“造假是无奈的选择”“猥亵是难免的冲动”等师德失范行为。应对其有力驳斥和回应，更好传播优秀传统师德文化的当代价值，积极汲取其文化滋养和德行要义，严守“红线”基准和要求，防止师德底线陷入“二次滑坡”窘境。

　　二是突出规则立德在教师职业行为准则上的约束价值。规则立德是加强师德师风制度建设的重要一环，要根据党和国家颁布的一系列师德师风建设指导性文件，坚持师德失范行为“零容忍”，严格制定学校师德规范内容，推行师德考核负面清单制度，加大违规行为督促查处力度，依法依规从严从快进行查办，做到失范必问、问责必严，让违规者付出沉重代价。

　　三是强化纪律建设和警示教育。纪律建设是教师自觉树立师德底线意识的重要支撑，要全面梳理教师在教育教学方面的纪律要求，及时向广大教师讲好、讲清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具体要求，提高教师法治素养和规则意识，始终做到“四个相统一”。警示教育是促使教师坚守师德底线要求的权威保障，要抓住教师师德失范典型案例，引导广大教师自重自省自警自爱，使其不想不敢不能师德失范。

　　满足美好师德生活需要

　　准确把握高位引领和底线要求的辩证关系，满足教师对美好师德教育生活的需要。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是一场持久战、攻坚战。从师德高位引领与底线要求结合的制度规定上看，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铸就师德不同细节、功能的层级构造，实现了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制度体系的“顶天立地”，既为打破崇高师德与底线师德二元对立思维范式提供价值导引，也为警惕从崇高师德简单转向底线师德指明实践路向。

　　实际上，坚持注重师德高位引领与底线要求相结合，并非是一种由低到高的直接跃升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支撑或交融互通关系。师德高位引领需要底线要求之警戒，师德底线要求亟待高位引领以支持。实现二者在师德师风制度建设中的导向作用，既要发挥师德高位引领对建立健全师德教育制度、激励制度、评价制度的价值导引，也要阐扬师德底线要求对建立健全师德考核制度、监督制度、惩罚制度的实践指导，在二者的良性互动和相互支撑中，建构起符合健康和人性特点的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

　　一方面，坚决反对两种错误价值取向。一是驳斥倡导师德底线要求悬置并优先师德高位引领。这一论调实质上是坚持底线伦理之于个人德行的优先，尽管避免了高标师德理想的重负，但却失去了能够被教师主动追求崇尚美德的动力，使教师职业道德中的规范内容演绎为师德本身，继而沦为一种被动、消极的师德规约，使教师误认为必须先满足最基本的伦理原则，然后才能去追求自己的职业道德理想，最终得出师德底线并非由某种崇高的师德理想推导而来，割裂了崇高师德和底线师德的内在关联。二是批驳支持师德底线要求服务于师德高位引领。这种观点实质上是秉持师德底线服务于和促进美好德行的养成，虽然强调了师德底线诉求要蕴含于对那些崇高而又美好的师德价值追求之中，使底线师德成为促进教师德行生产的一个衡量标准，但也使自身陷入师德教育工具性价值的泥淖，只将其作为实现美好德行修养的充分条件，而非充要条件。

　　另一方面，特别强调教师要追求崇高师德的教育生活。就追求崇高师德而言，教师的师德现实应当趋向于这一崇高标准，因为师德高位引领是教师之所以称其为“人民教师”“辛勤园丁”“红烛”“春蚕”的真实写照，而现实趋向的崇高师德不是“极端”的师德，也不是“调和”的师德，而是源于现实又引领现实的师德，更是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作为“理想”的崇高师德。对这样的崇高师德，教师如果没有迫切追求的热情与渴望，那么作为教师的职业幸福该从何谈起？否则，教师岗位就仅仅是一个养家糊口的职业罢了。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关于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2019M661198]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