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城市风险治理、脱贫、青年学生、预防犯罪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刘中：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拿出过硬作风】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中指出，疫情防控的任何阶段，都不能麻痹厌战松劲。越是关键时刻，越显作风品质；越是重要关口，越需担当作为。关键时刻党员干部作风硬不硬、强不强，事关党的形象，事关人心向背，事关党的各项事业成败。统筹抗疫和促进发展齐头并进，需要高昂的战斗意志、战斗作风。只有作风过硬，才会不言退、无所惧、跟我上，始终拧紧责任担当这根“发条”，知责尽责、担当担责，确保疫情防控、物资供应、复工复产等各方面工作真正抓到位；只有作风过硬，才会持续赢得群众信任、群众认同，强化联防联控、群防群控，战疫情、促发展，真正确保党群同心同向、凝聚抗疫和发展强大合力；只有作风过硬，才能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优势不断转化为战斗优势，不断激发责任担当之勇、科学防控之智、统筹兼顾之谋、组织实施之能，确保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和防控举措落到实处、取得实效，高质量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摘编自《光明日报》

　　【陈伟奇：加强城市防范化解风险的顶层设计 】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陈伟奇表示，城市风险治理需要立足全局进行长远谋划。应将城市风险治理纳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根据不同城市的风险结构特点，科学制定城市风险治理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城市风险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进行。以防风险为前提优化居民区、商业区、产业园区以及其他城市功能区的空间布局。围绕城市高层建筑、轨道交通、电力燃气、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立健全风险治理制度体系，增强抵御风险、保障安全运行的能力。坚持风险治理“一盘棋”，明确综合部门、专业部门权责，加强分工协调，推进城市风险治理综合执法，形成职能优化、协同高效、权责明确、运转灵活的城市风险治理体制。

　　摘编自《人民日报》

　　【王增福：进一步健全完善脱贫体制机制】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增福认为，虽然我们已基本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但返贫致贫的风险和压力依旧存在。一方面，仍有近200万脱贫群众存在返贫可能、近300万人口存在致贫风险，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疫情或其他原因收入骤减或支出骤增户，还需加强监测，提前采取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另一方面，个别地区扶贫工作重点转移、投入力度下降、干部精力分散等现象有所抬头，必须进一步加强脱贫攻坚工作，防止松劲懈怠。进一步健全完善体制机制，一要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正确处理外部帮扶和贫困群众自身努力的关系，培育贫困群众依靠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的意识和技能，构建产业扶贫、金融扶贫、技术扶贫等相结合的多层次资源支撑和保障体系，切实把扶贫开发工作扶到点上、扶到根上。二要强化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继续发挥基层党组织在脱贫攻坚战中的重要作用，为贫困地区高质量脱贫和发展提供政治保障。三要构建起上下联动、横向联合、齐抓共管的大扶贫格局，积极探索“方案制定—论证评估—精准实施—成效验收—投入运用—效益评估”的全过程工作机制，确保人才、资金、技术等向贫困地区流动。

　　摘编自《经济日报》

　　【郭改英：青年学生要学会善于明辨，坚定价值航向】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郭改英表示，疫情防控既是一场抗灾驱难的实践场域，也是一场引导舆论的思想场域，青年大学生要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把总钥匙，审视疫情防控中的“各路言论”，学会思考、善于分析、正确抉择，做到稳重自持、从容自信、坚定自励。一方面要“明大道”。青年大学生要从中华民族抗疫的历史和现实的对照中，从国内和国外防疫成效的对比中，从防疫部署的理论和实践的对接中，认识到涌现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的制度优势基础和精神力量前提，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就是“能”、马克思主义就是“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好”，切实让信念更加坚定、思想更加成熟、爱国热情更加高涨。另一方面要“辨是非”。全媒体时代，人人都是麦克风、传话筒、发言人，网上的信息铺天盖地，很多谣言招摇过市、冠冕堂皇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为此，青年大学生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时关注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始终保持政治定力，弘扬科学精神，恪守价值准则，不断提高甄别能力。

　　摘编自《河南日报》

　　【柴荣：“德治”在预防犯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柴荣表示，儒家理论体系对道德感化与刑事处罚的关系有深刻的阐述，其认为道德教化才是预防犯罪、提升整个社会所有人的素质的根本方法，事后惩罚是不得已才用的手段。教育感化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是“德主刑辅”。以儒家思想为社会治理最高目标的中国古代，例如，唐代就明确规定，要以德治为主要治国方法。虽然儒家并不排斥法律在规范社会秩序中的作用，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德主刑辅。《唐律疏议》是中华法系的代表作，第一条阐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因此，地方官不仅具有裁判案件是非曲直的职责，也更有在地方治理和裁判案件的过程中教育感化其子民的法定义务，所谓“守土之官，化民为本。”为政者如父母，人民是赤子，这样的比喻从古以来就存在于中国的传统中。

　　摘编自《检察日报》

　　（光明网记者 李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