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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制度决定脱贫成效

来源:《红旗文稿》2020-05-23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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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卢映西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类文明不断取得辉煌成就,但一直未能很好地解决贫困这个千古难题。当历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这个难题就成了检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试金石。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经济制度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共同富裕。因此,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一定能根治贫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向贫困发起总攻,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从上到下尽锐出战。依托中国特色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体制机制,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落实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全国共派出25.5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290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到贫困村和软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目前在岗91.8万,加上数百万乡镇扶贫干部和村干部,逐村逐户开展贫困识别,对识别出的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做到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六个精准”,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做到对症下药、靶向治疗,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最后,还要实施经常性的督查巡查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

  优越的制度可以创造丰硕的成果,卓绝的奋斗必然换来耀眼的业绩。据世界银行测算,按照人均每天支出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过去40年中国共减少贫困人口8.5亿多人,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70%以上,脱贫奇迹举世瞩目。中国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1978年农村贫困发生率曾高达97.5%,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不断大幅下降。按照每人每年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仅在十八大之后,全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下降至2019年的0.6%,贫困人口从9899万人降到551万人。今年我们必将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从历史上看,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帮助这么多人脱贫,这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国际社会对中国减贫方案高度赞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精准扶贫方略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的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也想根治贫困,希望能找到贫困现象的成因。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的社会中,生产力普遍低下,贫困很容易归因为生产不足。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大发展,贫困演变成了“丰裕中的贫困”。这个自相矛盾的概念是凯恩斯提出来的,他认为导致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政府干预。这个学说风行几十年,取得不少阶段性成果,但一直未能彻底解决问题。直到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仍然认为:“贫困产生的原因是很难回答的,贫困的直接原因往往比较清楚,无须做太多分析,但其最终原因却是模糊不清的,是一个还远远没有定论的问题。”阿马蒂亚·森之后,对贫困的终极原因的研究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西方学者似乎更愿意绕开这个问题去构建能够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能够自动实现均衡的经济体制,即所有商品和劳务都能按照市场价格以货币为媒介自由交换,每一种资源都能达到最有效率的使用,价格机制与市场运作可以带给社会最大的福利,有关各方都能从社会上可供利用的资源中获取最大的利益。但这样“完美”的分析框架无法说明为什么社会中总会存在得不到资源合理配置的贫困人口。对于这一理论缺陷,有造诣的主流经济学家其实并不讳言。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他们合著的著名经济学教科书中承认:“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并不能答好这类伦理的和规范性的问题:我们的市场收入(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应该有多少份额转移给贫困家庭。这是一个只能由投票箱去回答的政治问题。”

  2019年,阿比吉特·巴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因“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研究法”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贡献并不在于找到了贫困的终极原因,恰恰相反,他们对这个“大问题”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应该把贫困问题分割为更小、更可控的具体问题,比如改善教学效果或儿童健康的最有效措施是什么,然后通过周密设计的实验方法找到这些具体问题的答案。例如,他们通过实验,发现只要对完成接种的村民奖励一包干豆,就能把接种站所在村庄的疫苗接种率增加7倍。显然,这种绕开大问题去关注小问题的做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理论虽然至今都没搞通,但挡不住一些西方政治家跃跃欲试。1964年,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发出了“向贫困无条件开战”的号召,签署了《经济机会法》和《民权法》,开始构建社会安全网,例如建立食品券制度(后改名为“补充营养援助计划”)、普及社区卫生中心、推行启智计划(促进低收入家庭儿童的教育发展)等。次年继续扩展原有措施并推行新的措施,如医疗补助计划、联邦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颁布《中小学教育法》(规定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学费一半由政府支付)等。此后,政府有关扶贫的大动作仍不断增加,如补充安全收入计划、妇婴和儿童营养计划、佩尔助学金计划、所得税减免、儿童援助项目、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计划、儿童健康保险计划、医疗保险处方药计划、平价医疗法案等。

  可是,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强国,自向贫困开战以来,尽管决心很大,力度不小,措施繁多,时间超过半个世纪,但成效却非常有限。近几十年来,美国的贫困率一直在13%上下波动,只比1964年的19%低几个百分点,从未降到11%以下,到2018年,贫困率是11.8%,贫困人口仍有3810万。虽然在货币收入数额上,美国政府会不断根据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情况对贫困线作出调整,但在实物消费水平上,贫困线以下的人群一直在为温饱挣扎,需要接受政府救济。面对这样的局面,后来美国总统里根无奈地哀叹道:“我们向贫困宣战,结果贫困赢了。”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首先走进位于村口的石爬专老人的家,详细了解她家的生产生活状况。就在这次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思想。上级部门很快派工作组驻村扶贫,帮助村里因地制宜发展猕猴桃种植、黄牛养殖、乡村旅游、劳务经济和苗绣等产业,2017年该村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石爬专老人也过上了好日子。

  1964年,美国总统约翰逊来到肯塔基州马丁县的伊内兹,与当地居民汤姆·弗莱彻长谈。弗莱彻是个正在失业的白人劳工,没受过什么教育,育有8个孩子。此次谈话后,约翰逊总统很快就呼吁对贫困进行一场全国性的战争,誓言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但弗莱彻的生活并没有多大改观,终其一生都要靠政府救济维生,而他的孩子有的染上毒瘾,有的进了监狱。马丁县也一直没有摆脱深度贫困状态,目前仍有30%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相似的场景,不同的结局,背后起作用的正是社会制度。如上所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西方经济学界虽然人才济济,但至今对贫困问题拿不出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对“丰裕中的贫困”现象的终极原因是早有论述的,那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资本积累规律和剥削制度导致了贫富分化,即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就是说,贫困的终极原因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以要使贫困现象绝迹,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为基本特点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有效手段,我们同样需要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消除贫困的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跻身世界前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为全党全国人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指出了新方向,丰富和发展了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如上所述,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思想、新举措的指导下,新时代的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无与伦比的巨大成就。

  以中国的经验看,脱贫攻坚决胜的关键在于能不能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在最大优势统领之下,社会主义制度就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就能更快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就能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这些独特的优势使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成效明显好于其他国家。所以,美国向贫困开战的失败只不过再次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中国的成就则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国的脱贫攻坚战正处在啃“硬骨头”的最后阶段,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继续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脱贫攻坚战的最终胜利一定会到来。

[ 责编:赵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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