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相东（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要“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这一重要论断，再次凸显了全面提高统筹开放发展和经济安全能力的重要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国改革开放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如何在深化改革、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安全稳定，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此时，准确把握开放发展与经济安全的内在逻辑，全面提高统筹开放发展和经济安全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开放发展与经济安全之间互为条件、彼此支撑，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开放发展是经济安全的物质基础。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在全球化的21世纪，封闭的国家不可能获得经济的长期发展，而经济发展长期滞后，抗冲击能力也必然低下。即使封闭条件下的所谓安全，也只是“偏安一隅”式的安全，注定是不可持续的安全。进入发展新阶段，只有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经济安全的物质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 因此，要确保经济安全，就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以对外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

　　另一方面，经济安全是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在开放发展中加强经济安全至关重要。4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表明，只有严密防控经济安全风险，才能持续推进开放发展。对外开放要把握好度，要与本国经济安全条件和抗冲击能力相匹配。缺乏条件的超前开放，很可能危害和拖累经济发展。现实中，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从早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到近年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危机和金融危机都是如此。因此，只有严密防控经济安全风险，才能持续推进开放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近两年来，以我国加快高水平自由贸易区建设、积极参与和引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等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协议并积极考虑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国际经贸协定为标志，我国持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展望未来，“十四五”时期直到2035年，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下的大国博弈挑战、面对国际经济秩序与经贸规则重建的挑战，面对全面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成为发达经济体的艰巨任务，中国经济必定会走向更高水平开放，走到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的前列。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注重高水平开放过程中的经济安全，保障开放过程行稳致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

　　未来，统筹开放发展和经济安全的总原则和基本思路，是准确把握开放发展与经济安全关系的内在逻辑，既要避免国家安全泛化，又要防止经济安全虚化，有重点、有层次地防范风险，在开放发展中维护好经济安全。

　　一方面，在确保经济安全前提下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新的征程上，要坚定不移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一是进一步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持续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二是统筹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等各类开放平台建设，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三是打破开放空间的差序格局，以优化区域开放空间布局为重点，引导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另一方面，要认真研究和落实开放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安全对策。要牢牢把握金融安全在经济安全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提升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能力。随着服务贸易开放进程的加速，特别是数字货币、互联网金融、供应链金融等新模式新业态快速发展，数字银行、“先买后付”、超级应用等金融科技纷至沓来，需要相应解决好相关监管手段相对滞后的问题。对于产业安全，以健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为重点，构建“一体两翼”的产业开放安全保障体系。对于技术安全，在开放合作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核心技术的自立自强，进一步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避免技术等核心要素过度依赖于外部。在经济政策自主方面，始终坚持国家主导，根据我国国情和人民利益制定经济政策，避免经济政策及产业政策等受到国外资本、政府和舆论的过度影响。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BGJ03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