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

　　六.结束语：体会与感悟

　　我进入工作单位，有幸在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胡绳、刘大年等同志领导下工作，不仅读它们的著作，而且亲炙他们的教诲。在他们弃世前后，我曾撰文阐述他们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开拓之功，特别是他们在史学研究中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先驱作用。我在撰写有关范文澜、胡绳、刘大年、吕振羽等前辈史学家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史学研究功绩的时候，也是一种自我的学习，督促、鼓励自己努力沿着这些前辈史学家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行，不能动摇。这些文章的发表（包括一些网站特别是大学网站的传播），我想对我国年轻一代的学者会有一些好的影响。

　　前贤范文澜先生，主张做学问要有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的精神，要有“等富贵如浮云”的精神；前贤罗尔纲先生提出先读四十年书，然后再来写文章。这些是成为学术大师的必备条件。我甚心向往之。但是我未能做到。现在的时代条件变化了，整个世界运转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先读四十年书再来做学问的时代氛围不存在了。但是“二冷”精神还是要继承的。社科院要创造一种氛围，让有志成才的年轻学者有可能坐冷板凳。没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出不了学术大师的。

　　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告诉我，中国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中国才能复兴；中国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主张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中国才能前进。所以，在学术事业中，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我坚持只有遵循唯物史观的指导，我们的学术研究事业才能更为客观，更加科学，更符合历史事实。要认清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揭示人类历史前进的规律，只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具有指南针和解剖刀的意义。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在这个问题上都显得软弱无力。迄今为止，所有的历史事实，都未能证明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唯心主义解释是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所有的历史理论都不能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我们当然应该注意吸取能够正确解释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各种思想、学说和理论，但是，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坚持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才能更为平稳、扎实和繁荣。

　　但是，我并不主张在学术研究实践中到处引用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我主张学习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努力领悟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意义，在研究实践中，在百家争鸣中，运用这种方法论做解剖刀，去辨识历史事实，开拓学术视野，建立自己的学术观点。我撰写的学术论文，都是努力学习这种方法论，努力实践这种方法论的指导。当然，这不是说已经做得很好了，只是说一直在努力中；当然这种努力是无止境的，生命有日，在学术活动中都要这样去做。

　　研究历史，关注现实，是我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态度。我写过不少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文章，有关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中日关系问题，等等。我写这些文章，并不是专门研究现实问题，而是为研究现实问题的人提供历史资料，通过历史问题的阐述加深对现实问题的理解。有时候，从现实得到启迪，去研究历史上的某个问题；有时候，从历史中得到启迪，去观察现实中的问题。在这种研究中，始终要注意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但是需要谨慎，因为历史不等于现实。如果把历史和现实混淆在一起，就可能出问题。

　　写历史，是写过去的政治、过去的经济、过去的文化，不是写今天的政治、今天的经济、今天的文化。过去的政治、过去的经济、过去的文化不等于今天的政治、今天的经济、今天的文化。这是历史与现实的基本区别。司马光着《资治通鉴》，是要让最高统治者借鉴历史上的经验。从借鉴历史经验的角度说，历史对于现实的意义，今天仍是这样的。但是历史对于现实，仅止于借鉴，提出更多的要求是不合适的。历史为现实服务，不是说为现实政治作简单地服务，所谓服务，是从借鉴历史经验的意义上说的。

　　写历史也不能用现实的需要改铸历史。今天我们在搞现代化，用现代化的框架改写历史是不行的。今天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不能说历史上就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今天党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在历史书上也去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的形象，这是历史书吗？为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我们今天强调社会稳定，难道我们要在历史书上也强调社会的稳定吗？当然，历史上的确出现过某种和谐时期，或者出现过某种稳定时期，这些历史时期如果对历史的前进起过积极的作用，我们也要依据事实做出判断，提出研究结论。总之，研究历史，要依据一定的时间地点为转移，不能简单化。

　　党中央赋予了中国社科院崇高的地位。中央要求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和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思想库与智囊团。这是党中央对我们的一种期望，也是我们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也可以理解为中央对知识、知识分子的尊重。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当然是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政治方向和学术理论方向。但是，它不能代替学术研究本身。所以提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所谓最高殿堂，应是指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在学术上要取得最重要的成果，要代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成就和发展趋势。所谓思想库与智囊团，从狭窄方面理解，应是指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为党中央、国务院在处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和国际关系事务的决策方面提供对策方案和中央决策所需要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资料。因为社科院不是实际工作部门，在对策上不大可能提供政策上的执行方案，应该是运用学术上的基础，提供宏观思路和发展方向，当然也不排除实际生活中的对策方案。

　　从以上认识来说，我觉得我们社科院需要培养两种人，一种人是“书呆子”，另一种人是战略思想家。我认为，多数研究人员要成为“书呆子”，少数人成为战略思想家。换句话说，多数人成为某一个问题研究上的专门家，少数人不局限于具体问题的研究，而具有广阔的视野、宏观的思维，上下古今，国内国外，无不涉猎。许多专门家及其学术成果形成了引领某个、某些学术领域前进的标志，始终处在学术研究的前沿。某个学科领域的战略思想家则在某个或者某些学科的学科体系上做出创新性的思维，引领那个学科向着更高的水准、或者集成的高度发展。这样的战略思想家，小则，可以引领某一学科领域向着新的高度发展，大则，可以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思维。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要努力争取党和国家的支持，为这个坚强阵地和最高学术殿堂里年轻人才的成长创造更为合适的条件。

　　张海鹏

　　二〇一一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