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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鹏

来源:光明网-理论频道2015-04-29 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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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的学术和事业

  1978年至今,已经过去了三十三年。总起来讲,33年中,我在学术和事业方面尽管不很满意,还是做了一些事情,下面做一点概略回顾。

  在学术方面:

  第一件,参与了刘大年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史稿》1-3册(1978-1984年出版)和4、5册(未完成)的工作,负责组织稿件、整理书稿、核实注释、图片搜集和编制附件以及联系出版,完成了《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1984年出版)的编绘和《简明中国近代史图集》(1984年出版)的编撰,受到了参与通史类著作编撰的工作训练,初步奠定了学术基础。我记得《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出版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谭其骧教授写信来表示祝贺,本所民国史研究室主任孙思白教授对我说,这本书的出版奠定了你在学术界的地位。

  第二件,做了若干涉及太平天国史、义和团历史、辛亥革命史、留学生史、皖南事变历史以及中日关系史的专题研究,发表了若干篇学术论文,为相关研究领域留下了若干铺路石子,可以留作后起的研究者参考。这些学术论文,如《应当如何看待义和团的排外主义》、《也谈外国侵略与近代中国的“开关”》、《湖北军政府“谋略处”考异》、《湘军在安庆战役中取胜原因探析》、《试论辛丑议和中有关国际法的几个问题》、《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评说》、《略论中国共产党与近代中国农民战争》、《论黄兴对武昌首义的态度》,《历史和现实:“一国一制”和“一国两制”研究》、《析黎庶昌<敬陈管见折>》、《孙中山“社会革命”说正义》、《一个蹩脚的文字游戏-与王晓波教授商榷“不完全继承的理论”》、《论台海两岸暂时分离的由来--评台湾当局“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论皖南事变之善后》、《试论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真谛》、《中国留日学生与祖国的历史命运》、《“告别革命”说错在哪里?》、《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若干原则性争论》、《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对若干史实的解说》、《居澳葡人“双重效忠”说平议》、《民国史研究的现状与几个问题的讨论》、《试论当代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简评《中日接近和“外交革命”发表引起的“外交新思考”问题》、《试论毛泽东的历史观》、《走向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论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与转折》,等,至今读来,尚不觉落伍。这些论文,分别收集在《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东厂论史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论与思考》二本论文集中。

  第三件,在香港史、澳门史、台湾史以及中日关系史方面,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和论文。目前正在组织力量进行台湾历史的研究,《台湾简史》已经出版,大约100万字的《台湾史稿》正在进入结项。

  第四件,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发展做出了探索,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贡献了个人的绵薄之力。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个人的文集《张海鹏集》,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集之一。这本文集中编入了我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方面的探索与思考。2009年,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分期问题》,在《历史研究》发表了《6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确立和发展》,在《近代史研究》发表了《6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关理论与方法问题的讨论》等论文,进一步从理论和事实的角度总结了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这些文章,正在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我和我的学生龚云合著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我和我的另一学生赵庆云合著的《试论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试论刘大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论牟安世先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都可以算作探索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作品。我探索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心得和主张,体现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1840-1949》和200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通史》上。

  在事业方面:

  第一件,我从1988年9月担任副所长,1993年1月担任所长,到2004年7月被免职,有16年担任近代史研究所负责人,在治所方面,投入许多精力。无论是学科的调整与建设、图书馆建设、所刊的建设,都曾有所着力。在治所的经历中,有一点尚可值得提出的,是通过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组织,开拓了近代史所的国际学术联系和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空间。这一点与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背景有关,也与我个人的努力有一点关系。在1990年前,近代史所基本上没有以本所名义召开过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时候召开会议大多以中国史学会名义,近代史所承办。1990年是近代史所建所四十周年,在我的推动下(那时候所长王庆成先生在美国访问一年),以本所名义召开了近代史所建所四十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定名为“近代中国与世界”,国内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名流几乎都应邀出席,台湾学者第一次出席了在大陆召开的学术讨论会。1991年9月,以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辽宁社科院名义,在沈阳召开了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作为大会秘书长,是实际的组织者。1992年6月在北京与台湾师范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举办以孙文思想与现代化的学术座谈会,这是两岸学术单位第一次联合举办这样的学术会议。1993年1月在北京与美国华人学术团体联合召开了近百年中日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1994年1月在杭州与台湾师范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联合召开了“孙逸仙与儒家人文精神”学术讨论会。1995年6月,近代史所承办瞿秋白就义60周年纪念暨学术讨论会,我任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华清出席开幕式。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江苏省委联合主办。1995年12月,我在珠海主持香港史研究现状与前景学术研讨会。1997年12月,近代史所与香港大学联合在香港举办“香港历史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1998年9月,我作为社长主持了《抗日战争研究》杂志社主办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研究学术座谈会,台北《近代中国》杂志社协办。1999年12月31日-2000年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北京小汤山举办“1949年的中国”学术讨论会,海内外学者80人出席。2000年9月,在顺义区怡生园举办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2001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在北京举办的“‘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2001年10月,本所与华中师大等在湖北省咸宁市召开北伐战争暨汀泗桥贺胜桥大捷七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2002年8月,本所与澳门中西创新学院在北京九华山庄召开“中国民国史(1912—1949)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我任内,差不多每年举办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些会议,为近代史所与世界各地学者建立了广泛的学术联系。以上这些会议的经费,来自于美国、日本、台湾、香港、澳门各地,大多数是由我来筹措的,我为此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第二件,探索了在近代史研究所培养青年学术研究人才的路子,形成了通过所内青年学术讨论会督促、培养青年学者成长的形式。这已被公认为是一种成功的模式,引起了俄罗斯和美国学者的注意和评价。从1999年起,这样的会议每年一次,至今未停。同时推动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从专刊已出各种专著看,作者多为中青年学者,他们的学术贡献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第三件,组织推动并主持编撰了《中国近代通史》十卷本,完成了本所建所之初范文澜所长、刘大年所长一再倡导的出版一本完整的中国近代史专著的夙愿。范文澜所长的《中国近代史》只写到义和团,刘大年所长主持的《中国近代史稿》三卷也只写到义和团。《中国近代通史》550万字,是第一本这样篇幅的近代通史,是打通了1919年,起始于1840年,终结于1949年的完整的中国近代通史,集中了近代史所的学术精英,反映了目前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总的水平,出版后得到学术界和出版界广泛好评,2010年12月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2011年1月荣获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

  第四件,协助刘大年和白介夫,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和《抗日战争研究》杂志的成立。1990年,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乔木提议下,刘大年、白介夫商议成立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具体组织、策划工作由我承担。1991年1月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正式成立,刘大年任会长,白介夫任执行会长兼秘书长,我担任副秘书长。以抗战史学会名义创办《抗日战争研究》学术刊物,1991年发行创刊号,以我为主编。2004年,我始辞去这个学会和刊物的一切职务。抗战史学会和《抗日战争研究》对于推动国内抗日战争史研究,起到了一定作用。1980年,我接受丁名楠先生的委托,在推动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组织方面做过一些工作。1984年义和团研究会成立时我担任秘书处常务秘书。1987年,我主动辞职。2007年我被推举为义和团研究会理事长,在这一职务上,推动了2010年义和团运动11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举办。

  第五件,推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的成立和运作。1995年中日战争结束50周年之际,日本国会通过了村山富市首相提出的中日历史研究的计划,中日外交当局之间做了长时间的沟通。我国外交部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提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对日历史研究的窗口,我院尚未定议前,外事局征求我的意见,我提出了非常积极的建议,推动了这一提议的决定。1998年,我院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以当时的院党委书记王忍之为主任,郭永才、何秉孟为副主任,我也忝列副主任。我还策划推动了十人专家委员会的成立,专家委员会召集人是刘大年,1999年底刘大年去世后,我成为召集人。这个委员会在国内实行招标制度,推动了国内抗战史的研究;对日本,日中友好会馆下面成立了日本方面的评议委员会,以著名经济学家隅谷三喜男为座长。中日双方的专家在1998-2003年期间进行了较好的合作,双方隔年互访,对改善中日学者间历史问题的认识不无助益。

  第六件,推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的成立和运作。2002年,在李铁映院长、朱佳木副院长大力支持下,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推动了所内和中国大陆的台湾史研究,为台湾历史研究的学术发展,也为服务于祖国统一事业略尽绵薄之力。2004年开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名义,召开了多次台湾史学术讨论会,吸引日本和台湾学者与会,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使台湾史研究中心产生了学术和政治影响。

  第七件,1998年被选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2004年被选为中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2009年4月被选为中国史学会会长,在团结全国史学工作者,推动中国史学会的国际学术合作等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2010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期间,申办在中国举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成功。目前正在推动在2015年在中国举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工作。

  第八件,我从2003年起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在这期间,参与了对高等学校学位问题的讨论和决策,在参与学科目录调整中提出了一些建议,发挥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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